剑桥中国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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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宦官担任尚书时称中书。关于尚书的重要性，见第8章《九卿》。
① 《汉书》卷七八，第3284、3292页。在正史评述中表达的这一观点由于对宦官的内在偏见而应作某些修正。关于石显和弘恭，见《汉书》卷九三，第372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3页。
② 关于公元前47、46和32年的几道诏令，例如，见《汉书》卷九，第281、283—284、30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8、311、376页）。关于完整的大赦令表，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7—168页。
③ 《汉书》卷九，第2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34页）。
① 关于秦代的做法，见本书第9章《刑罚的种类》。关于公元前97年折罪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0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09页）。关于其他事例和有关原则的探讨，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5页以后。
② 《汉书》卷七八，第3275、3278页。
③ 《汉书》卷七二，第3077页。
④ 《汉书》卷九，第281、284—28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6、312、314页）。
① 《汉书》卷九，第285、29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5、324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章。
① 《汉书》卷八九，第3641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第29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4页）；卷七二第3075页。
① 《汉书》卷八，第26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53页）；卷二四上，第1141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5页）。
② 《汉书》卷十一，第3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页）；卷二四上，第1142页《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0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页以下、190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九，第1688页以下。
③ 见《汉书》卷二八所列每个国和郡的条目以及卷二八下第1639页的统计方面的概要。这两卷所列的数字不是全《地理志》各个行政单位的统计数的准确的总数。
① 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6），第115—117页；又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19页以下。
② 更详细的情况见第10章。关于人口计算及其准确性的研究，是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1947），第125—163页。虽然《汉书》中有一个声明，说人口计算指的是公元2年的数字，但它可能是根据前一年的登记数。《汉书》实际提供的人口总数为12233062户，即59594978口，与正文中提供的各郡各国所列数的合计数不一致。与此相似的情况是，所列的下属行政单位1587（或1578）个应该是1577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汉书》中关于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的产量数字是为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这类数字对全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下，第1257页。雍城古址共有203个神坛，只留存15个。各地总共有683个神坛，留下了208个。
②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页。见本章《高帝最初的安排》。
① 《汉书》卷二，第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78页）。
② 《汉书》卷一下，第80页；卷四，第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5、第257页）。
③ 《汉书》卷七三，第3115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9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七三，第3125页以下。
② 关于秦始皇之墓，见第1章《秦的崩溃》。在写作本文时，对汉代诸帝陵墓的发掘尚未完成，但诸王，如死于公元前112年的中山王（其墓已在满城发现）的奢侈的埋葬，说明汉代诸帝的做法同样浪费。关于文帝的观点，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
③ 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1968），第174页以后；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西安，1959），第65页以下。
④ 《汉书》卷八九，第3627页；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第177页。
① 《汉书》卷七，第29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7页）。
② 《汉书》卷十，第32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1页）。关于其中一次迁移对历史学家班固的影响，见《汉书》卷一○○上，第4198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52页以下。
④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391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1、176页）。
⑥ 都护之职最初在公元前60或59年设立，当时由郑吉担任。由于没有在职都护的完整名单，所以不能肯定在公元23年之前该职务是否连续地有人担任。除了公元前46至前36年、前28至前24年、前19至前12年和前10至前1年，我们已知道历年任职的官员姓名；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
① 这个职务称戊己校尉，有一个时期它又分为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和己是天干中的第5和第6字。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卷九六下，第392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3、189页）；何四维之作，第79页注63。
② 《汉书》卷七，第223页；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310页）。
③ 《汉书》卷七九，第3296页。关于数字的可靠性通常受到怀疑，见第1章附录3。
④ 《汉书》卷七○，第3007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章。
① 《汉书》卷七九，第3294页；卷九六上，第3897页（何国维：《中国在中亚》，第141页）。
① 这一部分的主要史料见《汉书》卷十、九七下和九八。又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56页以下、366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0页以下、252页以下及264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3页以下）。
③ 《汉书》卷二二，第1071页以后；卷十，第3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95页）；卷二七下，第1368页；卷九七下，第3999页。
①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第3341页以下；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4页）；卷八二，第3376页。
② 关于全部详情，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65页以下。
① 大司马之职先后由王凤（公元前33—前22年）、王音（前22—前15年）、王商（前15—前11年）、王根（前11—前7年）和王莽（前7年）担任。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9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4页以下。
③ 《汉书》卷十一，第33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5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八二，第3380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6页；卷八六，第3505页。
③ 《汉书》卷十一，第3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页）。
④ 《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
⑤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① 《汉书》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8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二，第36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85页）；卷八四，第342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0—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21—225页）。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
③ 《卷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②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98—101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十，第2671页；卷八五，第3444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③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24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78页。
④ 《汉书》卷七五，第3192页。
①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9页）。
第3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①于是，近代的历史学家面临着明显的偏见的问题。当班固编《汉书》，即《前汉书》时，他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写书的。虽然王莽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九九上、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汉书》的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后汉书》②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充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