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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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八，第23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03页》；卷六三，第2764页以下；卷六八，第2937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5页以下。
② 关于丙吉，见《汉书》卷七四，第3142页以下；这时丙吉正在霍光的幕府任职；宣帝登基后他因功被封为关内侯（20等爵位中的第19等，只在侯之下；《汉书》卷七四，第3143页）。公元前67年，他从太子少傅升为御史大夫（《汉书》卷十九下，第803页）。
① 《汉书》卷八，第23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04页）；卷六八，第2939页以下。
② 这个事件的主要史料为《汉书》卷五九和卷六八。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章。
① 关于这部著作的几个部分的翻译，见埃松·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台北再版，1967）；埃松·盖尔、彼得·布德伯格和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65（1934），第73—110页；乔治·沃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关于分歧问题的概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3章。
① 《汉书》卷九，第2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1页）；卷六八，第2954页；卷七八，第3283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6、147页。
② 《汉书》卷八，第26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2页）。
① 《汉书》卷八，第245、252、2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13、227、233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8—169页。
① 关于这些争论，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辩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后；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80页以下。
②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卷二四上，第1141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3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7页以下、158页以下、223和232页。
③ 例如：在维护传统宗教祭祀的要求、坚持音乐的正确功能和支持汉皇室的主权等方面的意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0、279页及第300页以下。《汉书》卷三六，第1924—1967页收有许多据称是刘向所作的陈述和奏议。关于他校勘图书和组成秘阁的作用，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6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第25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0页）把这次下令封爵记在公元前65年。关于在公元前62年实施的情况，见《汉书》世系表（如卷十六，第545、546页）的条目。关于公元前112年采取的措施，见本章《侯与爵》。
③ 另四国为济北（废于公元前87年）、清河（废于公元前65年）、中山（废于公元前55年）和广陵（废于公元前54年）；中山和广陵在公于前47年重立，定陶在公元前25年重立。
① 《汉书》卷七二，第3062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0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页以下）。关于公元前71年下令削减开支之事，见《汉书》卷八，第2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13页）。
②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章。
① 《汉书》卷八，第270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56—259页）；德效骞译注第2卷，第190—193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6页以下、107页。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车尔成（楼兰或鄯善）王在一次宴会上被中国歹徒灌醉和杀害。公元前77年王的首级经敦煌送至长安，附近发现的汉简证实了此事。其他中国人的暴力行为的事例涉及郁成王（公元前101年），莎车王（公元前65年）、乌孙王（宣帝朝时）和罽宾王（日期不详）。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页以下。
① 关于桑弘羊在布古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页以下）；关于昭帝时期建立殖民地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6页（何四维前引著作，第174页）。关于赵充国，见《汉书》卷六九，第2985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7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5页。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
③ 《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加德纳：《朝鲜古代史》，第18页。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未来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时，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67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理的大臣们的批评。①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后来王莽继承了改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和哀帝（公元前7—前1年）几朝相比，甚至进一步地发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国内政治
当时重新进行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京城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由翼奉的建议引起的，翼丰是萧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个根据阴阳的循环来解释王朝历史的阴阳家。①他提出皇帝和政府的所在地应移到洛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他希望断绝汉朝与长安的关系，因为那里是暴力和战斗的场所；此外，在王朝初建和武帝的扩张挥霍时期，它又曾被用作权力基地。但是洛阳却引起人们对周代诸王的道义美德和俭朴政策的追忆。翼奉建议的论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他得到皇帝的赞赏而被召见了一次；但他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个问题直到公元12年才再次提出。在此期间，长安继续得到充实。皇帝仍在收集工场制作的铜器以装饰皇宫。有的珍宝被送往长安之西的上林苑，那里有猎场、供游猎用的馆舍、御苑和各地送来的珍奇动物；上林苑在武帝时期已大加扩充。
元帝及以后的几朝恢复了几个王国，它们一般是小国，有的存在的时期不长。其中的两国（楚，于公元前49年重立；广陵，于公元前47年重立）维持到西汉结束之时；其他诸国有：清河（公元前47—前43年）、济阳（公元前41—前34年）、山阳（公元前33—前25年；原为昌邑国）和广德（公元前19—前17年）②。有一个王国（河间）在公元前38至前32年期间被当作郡来治理。由于与王朝的瓜葛，定陶、中山和信都三国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定陶于公元前25年复国，存在到公元前5年；在这期间它的一个王刘欣已被晋升为太子，后来成为哀帝（公元前7年—前1年）。中山从公元前42至前29年又成为国；公元前23年以前回复为郡，前23年被重新批准为国；其王刘箕子在公元前1年继哀帝登上皇位，成为平帝。信都国从公元前37年维持到前23年，从公元前5年起又成为国；在这个间歇期中（公元前16年），王莽曾被封为信都侯。
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数授予诸王之子，总数达100个；与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个，赐给外戚的侯为25个。
在前汉时期，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至少有一个政治家因宦官与之为敌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年）两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对他们的立场。
到那时为止，曾任秦帝国大臣的赵高是宦官控制帝国命运的唯一明显的例子。①其后，少数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受宫刑的人仍设法在汉代留下了他们的名声：这些人包括司马迁，他因在李陵身处逆境时赞扬李的功绩和为李的行为辩护而付出了代价；李延年，他是武帝的一个妃子之兄，因他在乐府的活动而知名；许广汉，宣帝的遇害皇后之父，他因偶犯的一个小过失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②可能在武帝统治之前和之后，宦官都在帝国的朝廷上担任较低的职位；当尚书的官署日趋重要时，他们很可能在署内任职。③最早得到晋升而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的决定产生相当影响的宦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显。他们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萧望之的强烈批评，他反对设置宦官，让那些被阉割的人身处君侧。然而，当宦官的势力强大得使人感到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时，作为他们敌视的结果，萧望之在公元前46年被迫自杀。①匡衡就是那些痛恨宦官而被石显及其同伙指控的人之一。到公元前33年，弘恭和石显都死去，其他宦官都没有取得足够显赫的地位以接替他们去控制皇宫；公元前29年，由宦官任职的专门机构（中书）被撤销。
有若干措施证明政府有重建公正的行政和减轻以前规定的严厉惩罚之意。这类措施涉及大赦令、司法程序和以金代罚的规定。
在公元前48至前7年期间，朝廷共颁布了18次大赦令；虽然大赦的次数并不明显地多于以往，但颁布大赦的诏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们表达了一种观点，即严厉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们暗示犯罪的增加是征重税或未能保证行政清廉的结果。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