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2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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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分制度是“大寨工分制”。大寨是山西省一个模范生产大队。从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晚期，政府一直提倡农民“农业学大寨”。虽然这件事真相很模糊，但大寨却被公认为是个典型的具有自力更生、集体团结精神、平等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的生产大队，并因此而闻名。大寨发展了工分制度，像计时制，赋予每个劳动力一个定值，使男劳力和女劳力之间的差别很小，但是大寨工分制不仅基于劳动能力，而且基于政治觉悟，是在一个人完成阶段性工作之后，经过在大庭广众的大会上评论后认定的，不像以前计时制那样认定。大寨的经验迫使生产队社员们互相进行严格的监督，要求社员们用无形的尺度评估对方。60年代末农村政策激进时期，大寨的经验被广泛推广。但是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大寨经验，其结果却是令人啼笑皆非，引起争执和讥讽。农民们常常因私愤而利用——或者彼此怀疑利用——所谓的政治标准给自己的同伴评低工分。有时，工分评值大会通宵达旦却没能取得决定性的结局。要求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远远超过了农村居民力所能及的范围，所以政府号召各生产队推行大寨经验不久，大寨经验就不得不被废除了，至少它的纯洁形式已被取消了。①从90年代的高度看，这些失败的教训现在是非常清楚不过了，即使在60年代对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毛主义者还不十分清楚的话。农户能自行决定安排他们劳动的程度越大，他们与数不清的其他人在生产上协作的必要性就越小；他们获取自己主动创造的劳动所得越多，就会越积极。尽管毛主义者在6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实情，但他们仍主张，要是农民阶级的信念变了，农民就会变得更平等、团结，同时更富有生产力。这是60年代中期把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灌输到农民心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大规模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①　有关集体化的详尽分析，请看维维恩·舒所著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5—317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203—237页；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　义统治下的广州》，第146—177页；欣顿的：《身翻》，第81—166页中冗长的阐述。
②　请看维维恩·舒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6页。
③　欣顿：《身翻》，第137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　299—300页，农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租息和劳　动两部分；欣顿：《身翻》，第126—143页。
①　“至于借用的牲口……，主人很可能继续有所有权并负责饲养，合作社使用时要付费；或者　主人对这些牲口还得保留所有权，但让合作社饲养，合作社想用时，就有权使用，合作社最　后付给租金，或者主人把牲口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在几年以内分期付款。在前两者情况下，　如果一头牛死了或伤了，主人反而遭受责备。因此，一次性购买牲口是最好的办法，合作社　成立后一般都这么做。合作社付给农民征用牲口、农具以及其他东西的费用，标准相差很　大。”（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90页）。关于征用牲口的价格如何有利于合　作社，请参阅欣顿《身翻》第144—149页。《身翻》，第149—151页还记述了农民看到自己　的牲口征用后被超载或抽打后的一些令人伤心的烦恼的故事。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84—285、299—300页。
①　参见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300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　228—229页。
②　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好的例子，请看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43—252　页；弗朗兹·H。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74—482页，安妮塔·詹、　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4—26页；欣顿：《身翻》，第　169—247页。
①　然而，公社规模不尽相同。参见安炳炯：“中国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变化与连续性”，《亚　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②　在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33—270页和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　和组织》第464—490页中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①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　25页。
②　同上，第25页。
③　引自安炳炯的“政治经济”，第　634页。
①　关于在饥荒期间死亡人数的总数，参见尼古拉斯·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　1965）”，第376页；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1959—1961）：人口统计和社会影响》，第　89—90页。根据拉迪的统计，死亡人数为1600—2700万。凯恩的估计是1400—2600万。我　要特别感谢凯恩所提供的信息。
②　韩素音是世界性的作家，其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比利时人。她在1980年的回忆录中写了　她是如何出于对祖国的忠诚，隐瞒了饥荒的真相。“我虔诚地、全身心地护着中国，甚至面　带微笑地向那些外交官和好刺探消息的记者撒谎。因为只有中国是我的‘心脏’，流淌在我　的血液中，遍布于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别无选择，中国选择了我。在寒风凛冽、寒冷侵　袭大地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幸灾乐祸地威胁中国。然而，我首先是中国人”。韩素音：　《我的屋子有两扇门》，第296页。
③　例见史蒂文·　W。莫舍：《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第　50页。
④　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第118页。
①　在欣顿《翻身》第251—252页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②　请见凯恩《中国的饥荒》，第　116—118页。
③　这个例子出自费孝通在1980年前后会见开弦弓的几个男人，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婚的材料。
④　威廉·拉夫利所作的统计数字表明，四川南充绝大部分儿童的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耽　误了。见“中国农村生育率的变化：“来自四川什邡县的报告”，载《人口研究》，第38期　（1984年），第370—371页。
⑤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第25、53页。
⑥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15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55页。
①　曾被国民党情报机构掠去的并在台湾出版的福建省连江县的一系列档案中也坦率地承认问　题出自较低的农民觉悟，参看C。S。陈所著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
①　关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组织和管理的情况，请看安：“政治经济”；约翰·C。佩尔泽尔：　“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　织》；鲍大可、埃兹拉·沃格尔合著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中也有此类　论述。
②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66—71页。从采访中国各个地方的人中了解到，实　际选举的程度因地而异。
③　佩尔泽尔在其所著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中描述道：广东省的生产大　队是一个负责把大部分生产任务分派到生产队的小组的组织，小组通常由两个友好和合得　来的家庭组成。两个家庭中有一个缺劳力，而另一个则劳力富余。
①　关于这一时期村里不平等的普遍状况，参看詹、马德森、昂格尔的《陈村》，第50—54页。　陈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提供了县级干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①　《陈村》第247页注。将此与梁恒的报告相比，1968年前后在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地区，10个　工分仅值1角4分。见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2—173页，关于影响工　分价值各因素的详细论述，见威廉·L。帕里什和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　生活》，第47—72页。
①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302—308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　59—71页。另一个关于生产队收入分配　的问题是口粮定额的制定。正如帕里什和怀特所述：“粮食分配是与工分相分离的。工分影　响一个家庭的收入，粮食分配则影响其支出……粮食分配通常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按人头分　配，由各人的年龄和性别决定口粮数额。因为这一数额不因该年的劳动而变，这样分配的粮　食被称为‘基本口粮’。这一方法为每个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缓冲保险。第二种方法按照每个　家庭成员当年的劳动量，或更不确切些，按所挣工分进行粮食分配。当粮食分配以工分为基　础时（这称为“工分口粮”），能劳动挣工分的人才能分到粮食。第三种方法是将小部分口粮　（通常是10％）用于鼓励人们将粪肥交给生产队，这部分的口粮称为“肥料粮”（第65—66　页）。“基本口粮”的比重越大，一个生产队中消费的平均程度也越高，强壮劳力的劳动积极　性也越差（如果这种劳动的唯一动力是经济上自利的话）。随着60年代后期要求农村更“社　会主义”化的压力，基本口粮的比重上升，而工分口粮的比重则下降了。
①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91—93页；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　生活》，第63—71页。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63—1976年）
领导权之争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是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社教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品质。这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应毛泽东的请求发起的，毛提出，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位主席担心，如果再不制止，带有旧统治阶级特点的统治方式就会通过政权本身、地方政府及党的官员的活动在农村重新复活。①共产主义运动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尽管诸如农村土改这样的重要运动是由外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发起的，但一个工作组的首批任务之一通常是寻找当地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为即将开始的运动的“骨干分子”。②那些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忠诚的和有效的积极分子将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重要运动——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都有大批新人入党。不过，中国共产党总是一个高度排他的团体，而且党员数量即使增加，在总人口中也不占多大比例。土改后，不到1％的农村人口入了党。到196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大约2％，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稍稍超过了3％。③为了控制当地村社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党的基层干部必须依靠许多非党员本地干部的帮助。而且，为了使工作富有成效，当地党的干部就得依靠他们自己村社中的人民对他们的普遍尊敬和忠诚。
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吸收的党员和其他本地领导的社会成分是有差别的。土改期间，工作组找那些贫农出身的、鲁莽而又大胆的年轻男人（或许还有几个妇女）在反对旧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打头阵。就是这些人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支持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要使像农民协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