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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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7页。
① 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0—302页。
② 《北京周报》1979年1月5日，第17页。
③ 引文源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签署之际中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 304页。
④ 见邓小平1979年1月5日会见美国记者时的谈话，《北京周报》1979年1月12日，第17页。
① 关于对这方面的全面论述，参见纳严·詹纳达著：《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和罗伯特 ·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①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09—410页。
① 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阅张保民（音）：《处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特 别是第113—133页。
① 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取消与日本建造工厂事件”，《中国季刊》，1986年 3月第105期，第23页。
① 原文见所罗门的《中国因素》第304－314页。
② 《洛杉矶时报》，1979年3月25日。
③ 《纽约时报》，1979年4月20日。
① 《北京周报》1979年4月4日，第3—4页。
① 在1981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引自 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1979年 4月 20日 《华盛顿邮报》。
① 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页。
① 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年第 11期，第 53—58页。
② 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年 1月15日。
① 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1980年 1月16日第2期，第46—48页。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包 围》，第63—85页。
① 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载 《亚洲概览》第 23卷第 10期（1983年 10月），第 1132—1134页。
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年）
苏军入侵阿富汗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后果。尤其是莫斯科的行动，改变了美国认为自冷战以来苏联很少“热战”的观念，并导致了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新的发展。当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争吵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初预期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的首次访华，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这次访华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把苏美关系缓和置于优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为其侵略行径付出代价。卡特总统从美国参议院撤回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进一步讨论，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卡特总统还明确强调，波斯湾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邓几年来的频频游说得到了报偿：美国改变了所有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向中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的形象了。由此，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然而即使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仍不明朗。按道理，反苏战线已把中国拖入了日趋恶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但中国无意介入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冲突。邓十分清楚，中美关系现在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领导人认为，凶神恶煞的扩张主义者苏联，其威胁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国。①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元旦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政治意图。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在一个重要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邓认为，80年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要加紧经济建设”。最后一个目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虽然邓承认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但他仍很乐观：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断言，“对国内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持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战争。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邓对台湾的措辞虽然是例行公事式的，但暗示了这个小岛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斗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扑朔迷离。仅仅在国防部长布朗抵北京前三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履行了暂停一年向台湾出售新武器的诺言，而北京以为美国会在1980年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国可能向台湾提供新的战斗机。虽然北京在当时没公开抗议，但美国政府的这些言行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使北京怀疑美国的诚意，北京原以为美国会支持它孤立台湾的政策。
总统竞选运动也日益临近。对中国人来说，美国选举程序的运行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预测。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远未达到卡特政府时期的的突破性进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连任，使中美关系有一个巩固和稳定时期。可是，卡特总统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并未给他的连任前景带来好兆头。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样，他面临民主党内的重大挑战。
但更多的隐忧来自共和党右翼分子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早在四年前，里根就差一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他迅速击败了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年时的卡特，他的政治态度很明确。一方面，他对美苏和解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而且醉心于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里根是个反共分子，公开对台湾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事实上，尼克松总统曾派当时的州长里根去台湾，就他1972年的访华向蒋介石做解释工作，使蒋放心）。里根也对卡特政府不承认台湾的举动进行了抨击。他在争取提名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升级，有可能去掉“非官方关系”这块遮羞布。
中国对这种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开始公开警告这种举动会带来的后果。当共和党批准了涉及到对台湾关系的党纲时，中国立即认为这是对它的严重挑衅。于是，里根派他的竞选伙伴、前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向中国人解释，力图使中国人放心。尽管共和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这一招，但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仍在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国经过长期努力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不得不再次估价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对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不建立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与直接的联系上。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彻底击败吉米·卡特，这一结果确实给北京带来了麻烦。当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对苏联的挑战无能为力时，中国人意识到，卡特总统最终对北京采取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里根就任总统后不到一星期，台北就重新提出他们对更先进战斗机的长期需求。①美国对台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美国虽然不再承认台湾，并承诺与北京保持明确的关系，但它不愿中断与台湾的非官方军事联系。北京认为，美国的新式武器仅仅是给台湾壮壮胆，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的任何声明以及美台关系从非官方性质的任何升格都严重损害了北京对美国政策的信任感。这样，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邓在领导层中施展影响的余地很有限。
为了证明中国对外政策异乎寻常的变化是正确的，邓把中国说成是落后、脆弱和极需外援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并号召受苏联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所有国家加强合作，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过分反对华盛顿，这就给了美国在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地区较自由的行动权。因此，作为美国新政府把支持和发展与北京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标志，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重要决定（都是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新政府逐渐解决：一是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另一个则是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武器和防御技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81年3月底访华时，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是里根政府的意图）：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新式武器，同时允许把美国的武器卖给中国。①这样，为了满足台湾对新式飞机的再三要求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与里根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悬而未决的辩论汇集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同时向北京和台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是不受欢迎的。结果，预期的美国向北京转让机密技术的事被搁置一边，以待美国澄清它的对台政策。尽管北京处于潜在的危险中，其领导人还是公开提出，圆满解决中美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争执是中国与华盛顿在对付苏联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前提。
与美国的纠葛再次引起1980—1981年冬春期间长时间的半学术性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国的力量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危险。②虽然这场争论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对19世纪那位改革家的评价上，但毫无疑问，这与中国对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迫切需要有关。但同时，这些需求又被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恐惧抵销掉了。总之，这些争论的内容比较空洞，那些尖锐刺人的话语使人联想起1973—1974年的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影射批评，或者是1976年因莫须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对邓的责难。
因此，重新开始的、寓意丰富的辩论并不是一场重大的倒邓运动的前兆。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他从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领导人员的变动。①邓小平的这些计划到1981年初便停顿下来，主要原因：一是在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时遇到了新的困难；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保守分子因对邓改革计划的后果产生怀疑而引起的抵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