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2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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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保护过一些干部，批斗过林彪、揭露过江青，并执行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扬。③决议最后指出，虽然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④在解释毛为什么犯错误时，决议取得了邓所想要的平衡。随着毛的威望的提高，他逐渐骄傲起来并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行动，结果党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了。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都有它们的影响。⑤对毛的评价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解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这一问题上，邓的决议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重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多少。
如果邓不想放弃他曾协助创建的这一制度，他本人将尽力从毛的领导中吸取反面教训。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代际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只有幸存者和受益者仍活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许多毛的受害者（他们也参加了长征）仍还活着。①他们重新上台，没有因毛的错误而受到玷污，反而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邓选他们为他的接班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获得像邓那样的合法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系问题。邓在党和军队里有一张由朋友、同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这些人对于邓成功地推行政策至关重要，胡耀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赵紫阳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但他们在权力和威望方面不能与统治中国的盟友相提并论。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突然出现的派系斗争的问题。在毛逝世后初期，这些重掌权力的受害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并摒弃那个时代的政策。在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原先的联盟在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分裂。以重新复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者陈云和彭真为例，邓并不总是同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邓能退休，他的同伙也都退休，让胡和赵去应付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问题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但由于邓的老战友不愿离开政治舞台，邓只得继续留下以防他们利用老资格干扰他的传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才干问题。邓小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领袖，即使在老一辈革命者中，也是如此。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能证明自己是同样杰出的继承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谁将统治中国，共产党还是人民解放军？
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198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华的缺点时，更多地考虑的是他作为军委主席的权力，而没有考虑他领导中共的权力。然而，在一个党指挥枪的国家里，党选出的任何领袖本应自然地受到将领们的尊重。显然这并不符合华的情况。1976年华成为军委主席，据推测，这是因为当时那位当然的候选人叶剑英元帅坚持这样做，并站在华一边，授予他权威。当邓在1977年年中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新掌权时，这些将领们可能更不大理睬华了。当邓1980年下半年出任军委主席时，他们的天下似乎重新做了正确的安排了。
邓也许已感到他除了担任毛的头衔中的这一头衔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这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分离的机构，只是将领们需要协调一致。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他现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50000447＿0412＿0①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年5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①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对上述事件作出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反对由邓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氛侵犯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被确定为批判对象，就是为了告诫所有的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但这并没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韦在1976年也曾保护过邓）和海军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②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他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③彭真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中共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①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中共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①——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①邓废除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②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③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