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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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 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 卷第57—69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② 《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65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在《法学研究》第 46卷第 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 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4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26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 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卷，第275—277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 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 143—172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 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 （1982年11月），第29—61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 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 卷第 6期（1923年 3月 1日）。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① 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 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年》，第1—2、 222—223页。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④ 《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② 《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 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 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 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