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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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輓。东至乐浪〔在朝鲜〕，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
在这段短论里，王符的目的不是描述经济，而是批评当时的风气。在他奋笔嘲弄的激情中，他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他关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情况的印象实际上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整个后汉时期，技术进步不断涌现，包括造纸过程的完善、风箱和早期瓷器形式的发展。①从考古发掘物来看，像漆器、青铜器和锦缎这类奢侈品似乎比前汉时期更为普遍（虽然质量不高）。②在王符强调的殡葬奢侈之风这个问题上，他说得完全正确；整个汉代的倾向是殡葬一直越来越浪费和奢侈。1953年在洛阳发掘的225座墓葬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50000439＿0651＿2③甚至把后汉最奢侈的属于特别重要或富裕人物的墓葬除外，这些看来是普通官吏的墓葬，在规模和结构的复杂性上都在不断扩大。
王符说，从现代朝鲜的乐浪到甘肃敦煌都仿效这些地宫样式，他也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地方很好地保存下来的墓葬，提供了在远离京城地方采用奢侈品随葬（至少是官员和富人）的特别充分的证据。在从长安到敦煌稍微过半路程上的武威附近，从一处庞大的墓地发掘了70余座墓葬。①公元2世纪中叶的第49号墓葬有长而狭窄的墓室，估计长4米，宽2米。其中发现14件陶器；各种木器，包括一匹马、一头猪、一头牛、一只鸡、一个鸡笼和一头独角兽的模型；70枚铜币；一件青铜制的弓弩机械装置；一枝毛笔；一个装在漆盒内的砚池；一个漆制盘子和碗；一把木梳；一件玉制装饰品；一双麻鞋；一个草包；一面残破的题铭旗帜；一个竹发夹；两个草背包；一个石制油灯。
后汉作家的普遍怨言（早先也可以发现这种怨言）是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均。富人拥有的东西比他们能够使用的还多，其他的人则一无所有。除原始阶段以外，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重要问题在于财富是否集中在如此少数人手中，以致商业几乎只与奢侈品打交道，而广大居民则比前汉时期更少地从事商品经济，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普遍衰落。②现有论据基本上不能证实这种意见。把钱币作为交换中介和作为储藏物质财富的手段来使用的情况未见减少，通过商业得到的物品，如铁犁和铜镜的使用在扩大。
关于货币，铜钱在后汉完全赢得了支配一切地位。到那时，铜钱用作衡量财富的正常尺度，应用于大规模交易中。例如，当第五伦（盛年期公元40—85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时，他发现他的下级官吏都很富有。50000439＿0653＿0①他不是用他们占有土地的规模或他们雇工的数目，而是抽象地用铜钱来描述他们的财富：“家赀多至千万”。②几十万铜钱的交易并非稀罕事，有些人储藏大量钱币。当杨秉（公元92—165年）经济困难时，他以前的一个下属给了他100万铜钱的巨款。③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可以从交易的多样性上看出来，交易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换土地、货物或奴仆来进行，不过这种交换是用钱币来进行的。经常提到货币工资。④赠送钱币是常有的事；明帝（57—75年在位）的姻亲马家因为在冬节给每个绅士赏赐5000铜钱来争取拥护者而受到批评。⑤整个后汉诸帝在给予皇亲和官吏的较大规模的赏赐中，不是赏赐土地，而是赏赐钱币和丝绸。在饥荒和天灾时，向受灾家庭发给钱币以支付丧葬费用。例如在公元167年，为了救助渤海沿岸（今河北）遭受海啸灾难的人们，给每个7岁以上死者提供2000铜钱。⑥这样，政府不挖掘墓穴埋葬穷人，而是依靠钱币的效率，深信甚至乡下农民也知道钱作什么用途。
货币经济力量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劳役义务可以部分地转换成货币税。⑦到后汉时期，以现金折成一个月劳役义务的做法看来己成通例；也许县令和郡守支持这种代偿办法，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使用雇佣劳工，而不是使用征调的农民来完成公共工程。劳役有时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例如，130年一块石刻铭文赞扬了废除每年必须由劳役进行修路的做法；这样估计一年可节省30万钱。①有时也许农民不能亲自履行劳役，如果他需要亲自履行的话。至少这似乎意味着在天灾期间经常豁免代役税的意思。②后汉时期地区间贸易继续繁荣的证据大量地是间接证据。当时竭力维护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③后汉保留下来了19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石刻。例如，公元63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总共完成了623座栈桥、5座大型桥梁、258里（107公里）道路、64座建筑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④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57年和174年之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①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1世纪中叶一个官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500余里（200公里）。②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元141—149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值7000万钱。④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⑤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公元9—23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业。明帝在位（公元57—75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51年）和李通（死于公元42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181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②崔寔（死于170年）是著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种活动非法。③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④这样经营农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①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当赵过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②公元76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的重要因素。③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50年代，与前汉的60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100多处。④到1978年，包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50余处地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构逐渐得到改进。到2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④《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⑤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在不同时期种植和收获。因为这样把农事扩展到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总的生产能力，因而显示出比个体农民种植者的明显优越性。①小农的贫困化
尽管在工商业和改进的农业技术中出现了经济活力的迹象，但是人们没有什么怀疑，后汉时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民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证据说明这一点：短论文章作者的记述、政府进行补救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