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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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 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年7月）》，表1。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100—101页，表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 页，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③ 同上，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 （1978年），第17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和李济：《安阳》，第34—48页。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②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②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1、42、45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 尼又同C。H。贝克尔（柏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④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①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①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②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224页。
① 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② 《袁同礼：赞颂》，第55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1936年减少约20000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①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②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