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从大一开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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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曾采访过广东某著名学府新闻系的一名毕业生张哲。张哲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当了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名城管，工作非常轻松，有时候一周只要上两三天班。他一度梦想着拿着话筒出现在电视上，一本正经地出现在新闻现场，可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班同学在媒体或者外企干得风风火火。他想要重拾梦想，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现实牢牢套住。他无奈地说：“我看不到未来。工作时，我在蹉跎岁月；放假时，我也是在蹉跎岁月。”当他有一天被体制化了，习惯了公务员的安逸，他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吗？
几年前，一项调查显示的韩国青年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这让许多韩国人大呼“不正常的现象”。韩国《朝鲜日报》甚至发表题为“青少年竟想成为公务员，韩国未来令人担忧”的社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应该具备无限的梦想和毫无畏惧的勇气，这才是推进国家进步的原动力。然而，韩国的青少年好似饱经世故的老人，没有了梦想、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想着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这样下去，韩国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
相较于我们眼下的“考碗热”，韩国人的态度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提出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当人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加入公务员队伍进行“分配性努力”，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病症呢？当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群人都热衷于从政，靠别人供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呢？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所言：“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1）
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每一个选择学术之路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三个方面的T（威胁）：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渐趋*的学术氛围，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第一个T是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程”二字在中华大地无孔不入，就连教育事业都变成了一项又一项工程。用工程的思维来办高等教育，必然造成了大学的“麦当劳化”——如同麦当劳式快餐生产程序的“可计算性”一样，高校的具体教学和科研实践也在追求“标准化”和“可预期性”。本科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大学教师，在相当等级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则是顺利毕业和职称晋升的硬指标。倘若所“生产”出的“学业”和“科研成果”不能契合精细的考核机制，即便再有才华、工作再积极诚恳，也无法“出厂”或者被认可晋职。比如，某高校的副教授聘任门槛为：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同类级别期刊发表4篇论文，而且必须另有省级以上出版社教材两部，或专著1部，或以第一作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或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摘录或人民大学复印期刊全文转载。
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下，一个新的词语诞生了：科奴。被住房月供困住的人被称为“房奴”，被信用卡困住的人被称为“卡奴”，而高校教师在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成为了科研奴隶，被称为“科奴”。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决定着高校的“工程”建设是否成功，决定着学校在大学排行榜中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也决定着教师能不能晋升职称，能不能保住饭碗。于是，教师们只能像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一样马不停蹄地“生产”论文，他们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麦当劳化”的学术体制必定是急功近利的，它的功利性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得更加彻底，那就是“经费决定一切”。每年争取到多少立项和科研经费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的一项硬指标，自然而然的，这也就成为了高校考核教师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为例。该校对教师的年度业绩考核如同“记工分”，一学期给本科生上一门课计1分，发表一篇收录SCI的论文计2分，在指定国内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计分，而拿到10万元科研经费计2分——这是指与企业横向挂钩的，与政府纵向挂钩的更高。该校的张老师尽管几年来没出什么成果，甚至没有一篇论文被SCI收录，但凭借他为学校拉来的300万科研经费，刚过30岁就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教授。 。 想看书来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2）
丘成桐说：“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说：“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一大问题。”科研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精神，在浮躁的、功利的学术体制下，如何能出大成果？如何出大师？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诗：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飞翔了。当学者的抱负与理想被一个个急功近利的指标死死地束缚起来，他又如何展翅高飞？
第二个T是渐趋*的学术氛围。
在量化式科研教学考核机制下，科研成果首先是以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教师们必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可是，要想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师自然会想到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形式的学术不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无奈催生了学术*。当这种学术*对利益的预期远远超过了对惩罚的预期，当整个学术界对这种行为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学术*很快就蔓延开来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领衔的研究小组采取剽窃、编造实验数据、一稿多投等手段，在国际、国内多家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骗取了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曾刊登过该研究小组论文的德国《NSA药理学》、荷兰《人种药理学》、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等杂志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是“科学的欺诈行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大篇幅地抄袭了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抄袭的内容竟然有10万字之多。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2003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问道：“学术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邹先生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10％也许有。”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中有数千名*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名*教授！
学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现象，最恶劣的当数很多学者丧失了最起码的学术良心。西方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却包含了太多令人无奈的内容。
这些年来的一个怪现象就是法学家竟然乐此不疲地针对一些案件出具专家意见。如果法学家是以律师的身份为当事人争取利益，不管多么颠倒黑白都无所谓，律师追求的本来就不是正义，而是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可是，这些出具专家意见的人是以法学家的身份，他们凭借的是其学术上的名气和地位。如果他们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干的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在看似权威的专家意见背后隐藏着*裸的金钱交易。只要花上一笔钱，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不但能买到一批知名法学家的专家意见，而且买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良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3）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称“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堪称学界泰斗的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些非常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竟然把国家财产当成了无主物，“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张曙光则堂而皇之地提出了“*有理论”，他说：“*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自诩为青年经济学家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在一次论坛上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房地产没有泡沫，我说没有就没有！”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姑且不论，这种泡沫在客观上的有无岂是一个教授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
苏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