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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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告诉智宽和尚，这次她不是来游山的，是跟她的先生梁思成来考察平郊古建筑的。

智宽和尚高兴起来。他拜托林徽因写一封信给北平政府，赶快终止与青年会订的合同。这么多男男女女，一天到晚在这里折腾，把菩萨搞得不得安宁。

林徽因说：“这佛祖睡了几百年，也该醒醒了。智宽师傅，你还得感谢青年会呢。要不是青年会组织年轻人到这里来，谁还知道这山坳子有个卧佛寺，这样你也少一些寂寞了。”

一番话说得智宽和尚笑起来。

营造学社的考察，从1932年夏天开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郊的古建筑。过去林徽因经常来卧佛寺，这次来与以往又有了许多不同。琉璃牌楼北面的放生池，做了青年男女的游泳场，那些放生的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池子四周原有精美的石栏杆，被拆下来叠成了台阶，做了游人下水的路。正殿的月台上，林徽因记得每年秋收的时候，屋檐下面挂了一串串金黄的老玉米，那是庙的收获。金黄色的玉米和金黄色的琉瓦，映衬着一座古寺的寂寞。而现在，那屋檐下却晾了许多花花绿绿的衣服，虽然同这庄严的宗教场所不太协调，却充满了人间烟火和青春的气息。

山门平时是不开的，走路的人都从山门旁边的门道出入。入门之后，迎面是一座天王殿，里面供的是四大天王，正殿五间，有三座喇嘛式的佛像。

作为一个游客游山的时候，林徽因较少注意到它的建筑格局，现在却从这熟悉的牌楼殿堂中看到了它独特的建筑。

她在这次考察报告《平郊建筑杂录》的开篇中写道：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画意”之外，还使人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什么叫做“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含义或解释来。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哀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从前面牌楼一直到后殿，都是建立在一条中轴线上。从游廊向东西方向，再折而向北，其间虽有方丈客室和正殿的东西配殿，但一气连接，直到最后面，又折而东西，回到后殿左右，这一周的廊，东西十九间，南北四十间，成一个大方形，中间虽立着天王殿和正殿，却不像普通的庙殿，将全部寺院用“四合头”式，前后分成几进是少有的。

梁思成说，这种平面布置在唐宋时代是很平常的，敦煌壁画的伽蓝就是如此布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飞鸟平安时代这种遗例，而北平一带，却只剩下卧佛寺这一处唐式平面了。

这所寺院，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式，元延佑七年扩建，到至顺二年完工，称招孝式，后又改名洪庆式。明宣德正统间重修，改成“寿安禅林”，并颁大藏经置诸佛殿；成化年间，宪敕救命于寺前修建延寿舍利塔，现在早已塌掉；崇祯年间，又改称永安寺。清雍正十二年重修后，改名为“十方普觉寺”。

林徽因说，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布局的建筑美学特点，现在看来，它同我们在欧洲考察过的一些宗教建筑，有异曲同工之美。古典美学的思想倾向，在于它的经典性，由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维特鲁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帕拉迪奥等人建立倡导的和谐论，完善论，整一论，都可以在卧佛寺建筑布局中找到注脚，而且他们已晚了几个世纪。

从卧佛寺出来，他们又驱车直奔香山之南的法海寺。

法海寺在香山通八大处马路的西边不远处，是一个很小的山寺。这座袖珍般的寺院，建在山坡上，寺门却在一里多远的山坡下，走路的人很少注意到山谷碎石堆里的那座小建筑物。

这座寺院建于明正统四年，为御用太监李童集资兴建的。虽历经修缮，仍具明代早期的建筑特点。殿宇依山势层迭而上，气度轩昂。山门即护法金刚殿，宽三间，保存有明代前期的旋子彩画。山门里面的高台上，有天王殿的遗址和伽蓝、祖师二堂。正中的大殿，面宽五间、黄瓦庑殿顶，金碧辉煌，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殿内有明代巨幅神像壁画，栩栩如生，很为精湛。

林徽因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座寺院拱门的建筑特色，她在《平郊建筑杂录》写道：

因为这寺门的形式是与寻常的极不相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

这圆拱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西面额上题着三种文字，其中看得懂的中文是“奄巴得摩乌室尼渴华麻列吽■吒”，其他两种或是满蒙各占其一个。走路到这门下，疲乏之余，读完这一行题字也就觉得轻松许多！

门洞里还有隐约的壁画，顶上一部分居然还勉强剩出一点颜色来。由门洞西望，不远便是一座石桥，微拱的架过一道山沟，接着一条山道直通到山坡上寺的本身。

门上那座塔的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较复杂。立面分多层，中间束腰石色较白，刻着生猛的浮雕狮子。在束腰上枋以上，各层重叠像阶级，每级每面有三尊佛像……最顶尖上有仰月的教徽。仰月徽去夏还完好，今秋已掉下。据乡人说八月间大风雨吹掉的，这塔的破坏于是又进了一步。

法海寺门特点却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主要的却是他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相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个发现。虽然在《日下旧闻考》里法海寺只占了两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轻淡的“门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关原状的立脚点看来，却要算个重要的材料了。

由八大处向香山走，大约三、四里路程，马路从一处山口拐过去，路边的山坡上，两座小石亭引起了林徽因的兴趣。小石亭的位置，面朝着对面的另一个山口。那个山口叫做杏子口，满坡的杏树正挂着累累青果。在三四十尺深的山沟中，一条蜿蜒的山路从石缝里爬出来，两旁对峙着两座高山，一出口则豁然开朗，一片海似的平原铺展开去，浮出孤岛一般的玉泉山。小小的杏子口，俨然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

两座石亭立在相对的山坡上，好像两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不起眼儿，却有一种超然的庄严。

他们下了车，拎起照相机，爬到山坡上。眼前的石龛只是几块青石砌成的，仿佛是一座初民时期的雕塑，它漫不经意地被岁月搁置在这里，好像两个穿着旧棉袄的山民，相互对望着各自的风景。

从山坡上望下去，那条刻着几百年车辙的杏子口石路，一个个泥人大小的山民，挑着担子蠕动着。间或有一个戴鬓花的老太婆，挟着黄包袱，往这山口上慢慢爬动，也许是到这佛龛上来烧香的。

石板路上，一串骆驼正一个跟着一个穿过杏子口，驼铃叮咚，四面群山显得更加幽静。

林徽因这样描述她所见到的石龛：

西边那座龛较大，平面约一米余见方，高约二米。重檐，上层檐四角微微翘起，值得注意。东面墙上有历代的刻字，跑着的马，人脸的正面等等。其中有几个年月人名，较古的有“承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此”和“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贾智记”。承安是金章宗年号，五年是公元1200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的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是公元1272年。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站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它们的老资格却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西面墙上有古拙的画——佛像和马——那佛像的样子，骤着竟像美洲土人的TOTAM－POLE。

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虽像身已裂，但是流利的衣裙褶纹，还有“南宋期”的遗风。

台基上东边的一座较小，只有单檐，墙上也没有字画。龛内有小小无头像一躯，大概是清代补作的。这两座都有苍绿的颜色。

台基前面有宽二米、长四米余的月台，上面的面积勉强可以叩拜佛像。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龛，大小与北崖上小的那座一样。三面做墙的石片，已成纯厚的深黄色，像纯美的烟叶。西面刻着双钩的“南”字，南面“无”字，东面“佛”字，都是径约八十厘米。北面开门，里面的佛像已经失了。

这三座小龛，虽不能说是真正的建筑遗物，也可以说是与建筑有关的小品。不止诗意画意都很充足，“建筑意”更是丰富，实在值得停车一览。至于走下山坡到原来的杏子口里望上真真瞻仰这三龛本来庄严峻立的形势，更是值得。

林徽因很仔细地画了素描，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杏子口北崖石佛龛的门口，把那件蓝上衣披在肩上，让梁思成为她拍照。

林徽因问梁思成：“你看这个佛龛像什么？”

梁思成说：“它很抽象，好像什么都像，又好像什么都不像，也许它只是一个符号吧。法国的郎香教堂像一艘驶向远方的大船，又像一顶荷兰牧师的帽子，也像祈祷合掌的双手，它们不是一般地实现了建筑的物质功能，而且在精神上、艺术上给人以强烈的象征性，建筑美的本质特征在于抽象，从广义上讲抽象就是象征。这两个佛龛，可以说它是扣在山顶上的僧帽。”

林徽因说：“不能孤立的看这两个建筑，它是整个山的一部分。在这个山口上，唯其朴素奇特，才能显示宗教的征服，这是蕴含在自然中的达观和庄严。”

平郊建筑的考察，唤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审美感觉。1933年11月，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又到河北正定的兴隆寺、阳和楼、开元寺钟楼等10余处宋辽时期的古建筑考察。在她的眸子里，没有一块石头是冥顽不化的，而她的酬报便是那无穷的建筑意的收获。

　彼岸的友情

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青年，蓦然闯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们便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的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费慰梅（威尔玛）夫妇。

当时，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费正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