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俄罗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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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随着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发出的吼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群众潮水般冲向冬宫。
攻占冬宫后不久，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涅瓦大街上看见几个兴高采烈的士兵。他问：“你们是哪一方面的？是临时政府的吗？”一个士兵微笑着回答：“临时政府早已经完蛋了。”
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也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
胜利在起义前就已经注定，民心决定了一切。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二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赢得了绝大多数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
拥有8万水兵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喀琅施塔得发表声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声召唤下，就手执武器支援革命”。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拼凑不出来。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有它的内在逻辑性，是时代在短短七八个月内推动人民将俄国这艘巨轮的船舵交给布尔什维克和他的小个子领袖。
革命烈火遍地燃起。在人民的支持下，俄国各地到1918年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称之为“胜利进军”
由此开始，苏联人民要面对的，将是无数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所以，新生的苏维埃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
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眼前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此前的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还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所以，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
为此，俄罗斯各民族仍将在血与火中苦战5年，以血肉抵挡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入侵和干涉。支撑他们取得这一胜利的，是对公平、正义、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政权属于苏维埃；和平和土地属于人民。
起义的第二天，苏维埃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第二项法令是土地法令，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宣布土地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分给劳动者。
在俄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同时，局势并不乐观。
布列斯特，这个地方使列宁第一次遭到自己同志如此严厉的指责。
苏俄与德奥集团的和平谈判并不顺利，德国提出掠夺性条件，包括领土要求，要求将原属于俄国的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领土划归德国。
列宁主张忍辱签订和约，因为疲惫的俄国军队和面临崩溃的俄国经济已经无力承受战争了，但列宁的观点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1918年2月24日，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成员不信任，坚决主张改选中央。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的说法在苏维埃内部流传。
党中央内部发生激烈争论，列宁意见被否决。德国随即向苏俄发动进攻，彼得格勒危急，苏维埃危急！
党中央和苏维埃再次开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苏俄失去大片国土。布列斯特条约使苏俄退出了大战，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历史证明，列宁的决定是正确的，德国战败后，苏俄政府立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原来似乎要付出的代价一下子就消失了。这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策略。
列宁为国计利，不顾个人毁誉。即使在这种时候，列宁依然坚持集体领导，尊重集体意见，正确处理党内不同意见，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胸襟。
奠基
当“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把国际歌的雄壮旋律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列强们已经开始拼凑新的“神圣同盟”。
1、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
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说要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中”。
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必须用武力封闭俄国的决口”。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俄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胜利者的待遇，反而卷入了新的战争。
1918年后，英、法、日、美等国武装干涉，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白军大举进攻新生政权。
举目四望，大好河山，处处烽火狼烟。红军最多时同时在24条战线作战。
然而，与如此险恶的形势相比，与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相比，此时的俄国实在是太弱了，令人难以相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20世纪初，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0％，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2％。按人均计算，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只及美国的1/11，德国的1/8，英国的1/6，法国的1/4；国民经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英国的1/5。
沙皇时代的战乱、危机、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本已落后的俄国经济雪上加霜。1918年一战结束时，俄国工业品产量还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钢铁产量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最严重的还是粮食危机，此时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
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苏维埃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也因为饥饿而晕倒了。
以如此贫弱的基础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在十月革命后的五年时间里，苏俄人民的第一项任务并不是建设；而是生存；是在国内叛乱和西方工业国的围剿中生存下来。
内忧外患中，苏维埃怎样力挽狂澜？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中央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呼吁，苏维埃政权选择了一切为了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甚至是部分口粮，在城市集中控制工业生产、流通和分配，实行总管理局体制，中央紧紧控制企业，依靠行政命令统一管理国民经济，企业没有自主权，中央管理局给企业制定指令性年计划、季计划，甚至月计划。
这一政策使苏俄形成一个整体，迅速走上战时轨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战斗。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旧的沙俄军队已解散，苏维埃授权给托洛茨基，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它叫红军。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册发给走上前线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手册中有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部长）瞿鲁巴被奉为共产党员的楷模，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他并没借此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铁路上产生了一个列宁称之为“伟大创举”的行动。这里的党员放弃休息，忍着饥饿，不要报酬，为支援前线义务劳动。这一举动迅速传遍俄罗斯大地，并成为俄罗斯人民的集体行动。
正是在这样无私的党员和坚忍的人民支持下，苏维埃政权在这场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作战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击退了各个国家的干涉和入侵，消灭了内部叛乱，保住了苏维埃政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维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赢了战争。
战争胜利了，政权保住了。河山依旧，国家已然满目疮痍。
粮食产量只及战前一半，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一个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的课题——怎样在一片瓦砾上创建一个具有崭新社会形态的强大国家？
历史没有答案，也“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历史要靠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
正如列宁所说：“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2、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战争结束了。苏俄人民开着缴获的英国坦克在俄罗斯大地上耕耘，他们希望铸剑为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的生活。
从和平转向战争总是困难的；但是战争转向和平也不容易。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在人们的思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战争打响之后，一切为了战争；战争胜利之后，一切准备下一次战争，这一思维定势成为此后苏联发展建设的内在逻辑。
战争中显现出的国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苏维埃决定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方式可以让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无情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在战争结束一年后就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春天的危机”。
1921年春，全国发生饥荒，三千万人在挨饿。为反对无偿的粮食征收，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干脆提出建立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这个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最坚强的堡垒，现在居然因为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将枪口对准了布尔什维克。
面对苏俄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穿着军衣的农民骚动”让列宁陷入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
在画家弗·塞罗夫在1921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中，描写了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列宁走进各地农民中，倾听，思考，在人民中间寻找答案。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
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要使农民看到好处”，“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归根结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偿征集农民的粮食，严重打击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们不愿意生产多余的粮食，有的农民宁可将多余的粮食糟蹋了，也不愿接受无偿征集。
列宁亲自记录了农民们的意见，他对农民代表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
面对这一切，列宁直言不讳地坦承错误：这次失败表现在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是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列宁明白这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的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必须尽快拿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他说：“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我们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用党的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苏俄政府拿出的答卷是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