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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清日战争-第6部分

小说: 清日战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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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极力施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朝鲜排斥亲日势力。1894年3月避难日本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清国上海遭到朝鲜宫廷派遣的杀手暗杀。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将杀手洪钟宇和金玉均尸体引渡朝鲜,得到允可,清国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凶犯和灵柩送回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朝鲜凌迟暴尸于杨花津刑场,其家族也受到株连。金玉均事件在日本引发反清浪潮,5月20日,东京举行盛大葬仪,安葬金玉均遗发。清国政府在还尸问题上的做法,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征韩论、征清论的呼声高涨。日本历史上把金玉均事件与朝鲜东学教农民军起义,共同视为引发清日战争的直接原因。

清日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观察战斗实况,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在野党立即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出现了平静的政治休战和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会议通过了相当于日本两年岁入额度的一亿五千万日圆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一亿日圆额度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社会名流福泽谕吉等人,在财阀和富豪中为募集公债奔走游说,第一回3;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7;694万日圆。第二回5;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9;027万日圆。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自发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十五万人规模的军夫大军,在战争中发挥了仅次于军队的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公娼业的废除。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祝贺日军的大胜利,场面十分热闹。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清日两国宣战

清国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历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包括对朝鲜宣战的内容。但在此前的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傀儡政权同意日本的要求,将日本侵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内阁针对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内阁最终通过的宣战书议案,由伊藤博文总理大臣和内阁诸大臣连名签字,提交天皇裁可,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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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近代军备(1)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清朝建国以来,皇帝作为最高统帅君临国家的武装力量。清国早期的军队体系是八旗制,八旗军的兵力总数20万,最初,士兵成分主要由满族旗人构成,后来不断扩充,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三支。清军入关后,组建了以汉人为中心的绿营军,总兵力达50万人。在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军队编制及教育一直沿用旧有体制,没有改革和创新,到了清朝末期,军队已经退化严重,腐弱不堪,失去了抗敌御侮的能力。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国注意到战争工具的落后,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到了清日战争时,由绿营军演化而来的勇军和练军,在近代武器装备下成为朝廷对外作战的主力。而八旗军作为朝廷传统的御林军,只负责皇室和京畿地区的安全。

勇军始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勇军不属于国家正规军,有乡勇、楚勇、湘勇、淮勇,在平叛白莲教反乱中有功于朝廷。乱匪剿灭后,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壮兵转编为湘淮军,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练军始于同治年间(1862—1874),是从退化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中选拔出的健壮士卒组成,改称“练军”。北洋大臣旗下的练军,按照湘淮军的“营哨”“饷章”整编军制,招聘西方国家的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武器装备较多采用西洋枪炮,成为近代清国军队的精锐。

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设立第一所海军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开校。至清日战争前,“江南操炮学堂”、“天津武备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十五所军事院校先后成立。1875—1895年间,清国派往英、美、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达百余人。清国还组织翻译了英、美、法、德、俄等军事强国的兵制、军队训练、海防配置、军费开支、临阵用兵、兵器制造、战斗操法等七十余种军事著作。北洋水师二十余艘舰船皆任用有留洋经历的人才担任管带,形成有西方海军特征的清国海军。留学英国的“定远”旗舰管带刘步蟾,参考西洋军制撰写的《北洋水师章程》,成为清国舰队的建军宗旨,受到欧美海军界的关注和赞赏。清政府还从欧洲聘用军事人才,帮助训练指导清国海军。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大力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海防要塞。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颇有见地,主张“水陆相依”,他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服务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炮台装备德国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大炮多为口径35厘米、28厘米、24厘米、21厘米、15厘米、12厘米不等的克鲁伯后膛填弹钢炮,重型炮配置升降机械辅助填弹装置。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霰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清国海防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得到保障。


第15节:近代军备(2)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或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亦有报告:“军内配备之马梯尼枪弹丸有四五种规格之多,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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