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那些事儿·诸子争霸-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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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宋襄公之“仁义”的，后世很多学者都批评他这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徒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后来宋襄公的所作所为看，他明显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权力呢？如果他真的仁义无双，也完全可以在继承君位后再自己做主行禅让之举，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他的所谓仁义，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但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止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宋国数十年的内乱教训惨痛，宋襄公身为储君岂有不知？那么当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备，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宠爱与国人的尊敬，他难道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内乱感到忧虑吗？即便他坚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没有问题，但他也不能保证宋国的其他公子或权臣不会横生枝节从中捣鬼，毕竟宋国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襄公和目夷很有可能是心照不宣地配合演一出戏，来为宋国政局的平稳过渡保驾护航。
诸侯难为啊，宋国的诸侯更难为。殷商民族历史悠久，殷商遗民陈腐守旧，他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宋襄公之后，宋国弟弟夺取兄长君位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于是内乱不止，政局动荡，宋国一步一步向下沉沦。
无法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殷商从黄帝时代就雄踞一方（商原为少昊氏之一），后又代夏以为天下共主，曾经灿烂，曾经辉煌，绵绵延延两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灭，幻化成宋，荣光早已不再，却好似依然活在梦中，画地为牢，最终将自己活活困死在内。
3 梦想与宿命
宋襄公从小就有一个理想，目标远大的光荣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继承先祖商汤的仁义，重现殷商文化的辉煌。
为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也希望自己的哥哥公子目夷以及所有国人能和他一道舍小我而成大业，同舟共济，齐心合力，纵使惨败也执迷不悔，至少大家都努力了。
人如果没有理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宋国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认同宋襄公的所谓光荣理想，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这么做纯属惹祸上身，简直愚不可及。一个愚不可及的理想，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
宋襄公是孤独的，数千年来，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都认为他比猪还蠢，仅凭仁义和梦想就能让小国称霸民族复兴吗？弱者是不配讲仁义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但是宋襄公还是抱着这个梦想头也不回地出发了。公元前651年，宋襄公还在服丧期间就列席了齐桓公主持的葵丘盟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此大会小会每会必至，将其大好事业青年的形象深入人心，齐桓公因而以爱子相托，周天子襄王也因而把自己的妹妹王姬嫁给了他。这两件事儿对于宋襄公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他折腾得更加起劲了。
公元前647年夏，齐桓公、宋襄公与诸侯在咸地（今河南濮阳东南）会晤，共同谋划对付淮夷。
所谓淮夷，就是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东夷部族。东夷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殷商原本就是夷人的一支），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曾经和黄帝逐鹿中原，也曾经和夏民族角逐天下，但是却屡次失败，其中部分同化进夏民族中，部分演化成商民族，部分又在周初被齐国融合，到得春秋初期，只剩下少数的东夷部族散居在山东东部与江苏北部。生活在江苏北部淮河流域的这些东夷族，就统称为淮夷。
两年后，宋襄公又与诸侯在杜丘（今山东聊城东北）会盟，以救援被楚国入侵的徐国（嬴姓诸侯，位于今安徽泗县西北）。
是年冬，齐桓病重，霸业渐衰，宋襄公又引兵伐曹（周文王子叔振铎始封，都陶丘，即今天山东定陶），曹国抵挡不住只得投降，从此成为宋襄争霸的一颗重要棋子，因为它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发达但军事落后，是一只大肥羊。
一切貌似很顺利，但是到了宋襄公七年（公元前644年），宋国突然发生了两件怪事，给了迷信的宋襄公一次极大的精神打击。
第一件怪事儿，五块陨石落于宋国境内。全体宋国百姓都目睹了这次天文奇景，但是没有人对着流星雨许愿，因为这在古代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是大祸的前兆。
第二件怪事儿，有六只水鸟因风大之故居然退着飞过宋国国都上空。商为鸟图腾部族，现在鸟居然倒着飞（虽然有点儿不可置信，但史书就是这么记载的），这显然也是很不吉利。
这两件怪事儿在宋国上下都引起了极大的慌乱。我们前面讲过，周人的祖灵信仰与天神崇拜非常严重，但殷人比周人还要严重，而且严重得多得多，甚至到了一种迷信的地步。他们每年都要举行非常多的祭祀、占卜等活动，鬼神信仰在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周人有时还注重人的意志，殷人则全然不顾，一切都以鬼神的意志为准，所以为鬼神代言的巫人地位崇高之极，甚至足以影响国家大政。（商王凡事无论大小有疑难，都要请教他们占卜吉凶。现代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卜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学者研究考证，殷商王朝的政治体制其实就是“政教合一”。
到了周代，政教渐渐分离。虽然占卜活动在诸侯间仍非常盛行，不过周代的诸侯大多只是将其作为参考，并不全信。只有身为殷人后裔的宋国残留了祖先的遗风，迷信鬼神与占卜，以为一切行事的准则。比如宋国先祖微子就曾对周武王说过：“对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意思是“决策的时候，你自己同意，占卜同意，即便卿士不同意，百姓也不同意，这样做也是吉利的。”
微子是上古著名的贤人，也是宋国的伟大先君，他的最高指示必定是“英明而正确”的，所以泥古不化的宋襄公当然奉行遵守，以为至理名言，对占卜的结果深信不疑。
早说过了，宋襄公他就是一块亘古不变的史前活化石，他永远活在过去，却不知他的想法已行将过时了。
当时，周内史叔兴奉周天子之命正在宋国聘问（春秋时一种外交活动，即派大夫携礼物去别国修好），宋襄公立刻好似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向这位天下最高占卜官员询问吉凶。（周代时占卜主要由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也就是内史来兼任。）
内史兴叹了一口气，答道：“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一连串预言了三件大事，宋襄公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第一件事儿说鲁国今年会有很多的大丧，这跟宋襄公没多大关系，准不准倒也无所谓。
第二件事儿说明年齐国将有大内乱，这对于宋襄公而言是一个争霸的好机会。他为齐国感到慨叹，也为自己感到开心。数风流人物，就看明年了。
第三件事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宋国就要称霸天下了，忧的是自己将不会有好下场——这让宋襄公很纠结。是止步不前做个太平君主呢，还是继续前进走向辉煌再走向深渊呢，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宋襄公纠结了一番后决定继续走下去，不求天长地久只为曾经拥有，短暂的辉煌也是辉煌，总比一辈子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强。
拼了，死了也要拼他一场！
宋襄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让他遗臭万年。
为了不要一辈子被人看不起，最后却被后世无数人看不起，宋襄公的命运，着实令人慨叹！
我们发现，宋襄公对自己有没有被人瞧不起非常重视，简直是把尊严看得比自己命还重要，这种特殊的敏感心理其实并非宋襄公专有，而是所有宋国殷商遗民的集体心声。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头讲起好了。
周灭商后，原先的少数族群周人自然变成统治阶级，而原先的殷人作为亡国之余，自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而沦为二等公民。虽然周王对殷之贵族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封之为公爵，“于周为客”，给予宋以宾国之待遇，周天子祭祀宗庙，要送给宋公祭肉；有了丧事，宋公来吊唁，周天子是要答拜的。但政治待遇是一回事儿，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固有民族歧视与地域歧视却很难消除。
这便是人类的天性，不以道德之高低为转移。就连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师，也免不了对前清的遗老遗少语多戏谑。亡国遗民总是令人讨厌的，沉迷于过去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亡国遗民就更加令人讨厌，所以即便学养深厚的先秦诸子，也对宋人多有揶揄之语，更何况普通的周人士民。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比如《孟子》中“拔苗助长”的是宋人，《韩非子》中“守株待兔”的也是宋人，另外《庄子》中“朝三暮四”的是宋国猴子。（居然连猴子也跟着倒霉了），“向氏为盗”的故事出自《列子》，“宋人沽酒”的寓言出自《晏子春秋》，“刻舟求剑”的笑话出自《吕氏春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宋人愚事录》，就达20则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宋人普遍被视为异类，以致成为愚蠢的代名词。
但我认为这些故事中宋人的愚蠢并不等同于智商低。先秦诸子们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写出了这些殷商后裔的文化心理。殷人与周人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周人尚人文而注重实际，殷人却尚鬼神而尊信宗教。殷人大多富于理论想象而长于艺术，以至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骋于理想追求王道，大有一往无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概，宋襄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说，是文化习俗与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了周人对宋人的歧视，也造成了宋人独特的敏感自尊心理。贵族一般都好面子，但殷商后裔的宋襄公尤其好面子，所以他才不顾国小民弱而奋起争霸，为的就是提高宋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殷商的民族尊严，他要让所有的宋人不再被歧视，而可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大声地说一句：我是宋国人！所以宋襄之霸与齐桓晋文皆稍有不同，他只高喊“仁义”口号，却不以“尊王”为其政治纲领。
我们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知道，宋襄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还是悲壮地破灭了。看来叔兴这个周王专用占卜官果然不同凡响，一语成谶，简直奇准无比，貌似真能与鬼神交通一般，但实情并非如此。据《左传》记载，叔兴告辞宋襄公后，就偷偷跟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看来叔兴虽是占卜官，却认为这些怪事儿只是自然现象，跟吉凶没有半点关系。吉凶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他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敷衍宋襄公，依照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一种个人的预测与推断而已。
由此可见，周室虽衰，手下还是贤人辈出的，之前的宰孔，这里的叔兴，都对国际形势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