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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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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小事中看到通往上帝之路。但贵格会教徒却满脑子都是自我纯化的繁文 
缛节。他以神秘主义者的顽固拒不承认敌人手握大棒,即使它打破了他自己 
和别人的脑袋。同英国贵格会派的密切联盟以及美洲贵格会派的孤独自守, 
使其教条免受一种最具腐蚀性的考验——日常生活经验的考验。 
最后,贵格会教徒把没有教条这一点当作教条。他们的主要信条之一是 
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有信条。这使贵格会教徒丧失了那种使请教徒能逐渐把加 
尔文教改造得适应美洲生活的那种神学保障。贵格会教徒老是提心吊胆,认 
为每个妥协都是失败,变革任何事物都可能丧失一切。他的教义充满了神秘 
的狂热,如烟雾弥漫,因此他无法辨明什么是殿堂的基础和支柱,什么是用 
作装饰的奇形怪状的雕像。 

  第三编善行恶报:佐治亚的移民 


“一旦新鲜感消逝,劳而无偿,便无心行 

善积德,目睹此状,好不令人伤心。” 

  埃格蒙特伯爵 


传说佐治亚草木茂盛,热带资源富饶,激励了想去开发的人们,他们的 
宏图既恣意铺张,又刻板不移。地灵物阜云云使人误以为可以他们自己的模 
式来裁剪这块殖民地。这些早期的规划者,把对于佐治亚现实生活的迷惘感 
同他们关于这种生活的蓝图的周密性结合起来了。如果说世界主义和洁身自 
好坑了宾夕法尼亚,那末,家长制作风和行善积德之道刚害了佐治亚。下面 
几章谈谈佐治亚怎样以及为什么逢善人而应恶报,并由此说明美洲生活的特 
征。 


12.非英雄史诗时代的利他主义 


任何时代的善与恶,都有其特定的风味。沃尔特·雷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 
雷克爵士搞的那些好大喜功的规划,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豪情壮志。 
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恩罗普的目标,言简意明,执着不渝,是克伦威 
尔时代英国特有的宏伟目标与平凡手段的特殊结合。同样,1732 年佐治亚 
殖民地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则是当时英国的有限抱负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显然不是英雄史诗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是 
凭心智所及去谋生而不是去寻求陌生的天地。这个时代的美学理念是自制和 
良知;凡伸手所不及者概莫为,人们心满意足的莫过于兹。他们完全安于生 
活的小圈子,一如亚历山大·蒲柏之囿于吟诵英雄偶句诗。这个时代以大卫·休 
谟为真理的仲裁,以塞谬尔·约翰逊博士为美的主宰,小说《帕梅拉》和《汤 
姆·琼斯》则为史诗作品之魂。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机缘如此有限却又如 
此充分地加以利用;大概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想象力如此贫乏而又如此粗野 
地利用这种想象力。 
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国内政治腐败,讼狱累累。若论罗伯特·沃 
波尔作为“英国第一任首相”颇有能耐,那一半是由于他舍得以禄俸、爵位 
和挂名的神职来笼络人心,一半是由于他的其他政治才干。1737 年王后辞 
世,恶作剧的谣言四起,冷嘲热讽之声遍地可闻:皇家陵寝早已备有第三座 
寝位——是“英王陛下留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一旦这对君臣俱亡,三 
人将合葬一处,国王、王后加无赖。”议会政治机器的运转,靠的是腐败的 
交易、封官许愿和权势。 
这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意在铲除贫困,尤其是要铲除那种为伦敦街头的 
绅士所不齿以及和这个大城市里与奢侈、危险、糜烂生活齐名的种种贫困与 
丑行。英国最大的慈善事业之一是一家所谓慈善公司,它创办于 1707 年, 
拥有资金三万英镑,它通过给予穷人和小商人以小额贷款,使资金激增至六 
十万英镑。据 1731 年披露,现金出纳和仓库总管从慈善公司携巨款五十七 
万英镑潜逃。下院就此事件进行的辩论多少受到一些制时,因为案犯中有下 
院议员们的高亲贵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乃翘 

首西望。在当时的欧洲,要干一番真正无私的慈善大业,看来全无用武之地。 
贝克莱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倡导者,他在 1726 年写道: 


黄金时代高歌欢唱, 

帝国崛起艺苑放光, 

豪迈诗情激越奔放, 

大睿大智心灵高尚。 

不似欧洲垂暮之气。 

恰似当初青春少壮, 

熊熊圣火暖遍大地, 

诗才辈出讴歌欢唱。 

帝国之路取道西行, 

头台四幕余音绕梁, 

压轴第五幕垂曲尽, 

世界伟业最终圆场。 


不难理解,1730 年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阿尔塔马哈河与萨凡纳河 
之间建立一块叫做佐治亚殖民地的计划何以在英国如此大得人心,佐治亚, 
美洲大陆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一块,是由那些承诺不从中渔利的人搞起来 
的。这个本着彻底利他主义动机从事一项伟业的罕见典范成了诗情画意的主 
题、自我庆幸的话题。 
从多方面看,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位有魅力的人物,而热心之士 
又乐于赋予他时代所渴求的英雄气质。敏锐的观察家不会看不到佐治亚受托 
管理人的无私热忱与英国公共生活中许多头面人物玩世不恭的态度之间存在 
着天壤之别,盛传出自奥格尔索普手笔的一本广为传播的小册子写道:“他 
们为了人类的利益,抛弃了万贯家财及其父母之邦盛行的习俗所赋予他们的 
那种悠闲懒散的生活。”在十八世纪创建殖民地和建设帝国的伟业中,领导 
人能如此大公无私的范例,实难觅堪称伯仲者。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的 
创业者不乏利他主义动机,但显然还是凡夫俗子。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 
的胎记:求实,狭隘,役有任何以往殖民地所具有的神学狂想或夸张味。佐 
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完全可以从它的实力与繁荣来衡量。 
几乎从一开始时起,要在南北卡罗来纳建立一块殖民地的计划,就带有 
要建立“人间乐土”的奢望。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 
士就于 1717 年发表了一份建立这样一块殖民地的蓝图。它要未来的投资家 
们相信“如此宝地天下无双,那多娇的江山,即便是美丽如画的伊甸乐园也 
不过如此。”十五年之后,关于佐治亚的广为宣传的著作似乎不那么夸张, 
但这只是要让溢美之词更令人相信。《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实况新编》(1733 
年出版)的作者向人们许诺说,那里气候无比宜人,土地上“万物无疑将茁 
壮生长……将成为同一纬度上所能觅得的最佳乐园。”辟除丛莽并不困难, 
柑橘、柠檬、苹果、梨子、桃子、杏子“甘美可口,谁只要尝一尝,就会感 
到英国水果味淡如水而不屑一顾”——并且多得吃不了,人们拿水果去喂猪。 
飞禽走兽游鱼,唾手可得,随时可摆出丰盛的肴撰。“如此天时地利,非仰 
仗诗人神笔,殊难描绘得宜,因为任凭渲染也不致言过其实。” 
上篇谈到新英格兰请教徒惜其教义的明晰性,建立其万众瞻仰的“山巅 

之城”;也谈到那种神奇而崇高的精神,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建立和平和 
充满兄弟情谊之邦的愿望来自其中。本章又谈到对佐治亚的那种情感上的模 
糊不清与抱负上的仔细具体这一奇特结合,佐治亚历史的读者不能不为之感 
到妙趣横主而又扑朔迷离。别处殖民地的创业者试图遵循上帝的宏伟蓝图办 
事,佐治亚的开创者则从具体细小的计划做起。 
泊西瓦尔勋爵的日记对创业者的动机作了引人注目的第一手记录。他是 
第一代埃格蒙特伯爵,同奥格尔索普一样,是创业者中间的核心人物。他的 
私人日记展现了沃波尔时代刺激英国生活的庸庸碌碌、五光十色的动机:贪 
污腐化、奉迎拍马、见义勇为、顽固守旧、 礼义廉耻、行善积德,拼成一 
盘光怪陆离的大杂烩。他在一篇日记中披露他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在爱尔兰 
谋得一块伯爵封地,好让膝下儿孙攀龙附凤,与殷实豪门结成姻亲。在另一 
篇日记里,他却为当时宗教的死气沉沉而忧心忡忡。有时他把自己力图为一 
位堂弟在东印度公司买官谋位的事描绘一番;有时又在日记中对首相的无原 
则行为大加诛伐。有一篇日记对威尔士亲王的寻花问柳恶语频频,另一篇日 
记则披露他如何不遗余力地邀宠于这位亲王。如此八面玲玫,左右逢源,只 
有他那个时代做得出。 
埃格蒙特伯爵一语道破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真正抱负:含糊、凡俗、通情、 
求实,兼而有之。他对王后说:“啊!夫人,这是为达官贵人的,这些人掌 
握着开恩行好事的手段。”这点抱负,无需特定的神学来加以论证。克伦威 
尔时代把英国搞得乱七八糟的那种无法无天的狂想,激怒了有理智的英国 
人,他们看到改革派变得有修养有常识而为之欣慰。在沃波尔时代的词典里, 
做好事就是做点很具体的小事。无论人们怎样批评开发佐治亚的规划,有一 
点无可否认:这个规划是细致和具体的,明白人可以一目了然。 
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名专横武断而又心地善良的军人,他办事热情,身 
强体壮,活到了九十岁。而且用博斯韦尔的话说,他“思想敏捷过人,知识 
渊博超群”,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宾朋宴客中赢得一席之地,可与爱德蒙·伯 
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平起平坐。约翰逊热烈赞扬奥格尔索普,说他那有 
趣的经历谁都望尘莫及,他甚至提议为将军着书立传。许多人钦佩奥格尔索 
普既有积极肯干的气质,又有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极其仁爱的心灵”— 
—他的“仁爱的心灵”,不似克伦威尔那样严酷,没有布尼安那种狂热,亦 
无弥尔顿式的狡猾。如此美德正符合非英雄史诗时代的精神。 
佐治亚创业的美景与缺陷,典型地表现在两位领导人身上。一位是帕西 
瓦尔勋爵,他是富豪贵族,虽有心造福英国同胞和励精图治,不过他只会在 
市议会舒适的软垫椅子上、在议会讲坛或咖啡馆、在他那逍遥自在的爱尔兰 
的贵族庄园里圆满其功德;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他是实干家,目标明 
确具体,专横急躁,不拘泥千刻板教条,十足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珀西 
瓦尔和奥格尔索普搭档,正好是笼统与具体配对,这既是十八世纪人文主义 
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他们做好事目的不明,以致事倍功半;他们专心致 
志于过分细小琐碎的具体好事,也就成不了气候。同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相 
比较,他们明显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既不受神学教条的迷惑,亦不因神秘主 
义的狂热而心神不定。实际上,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过早作出具体计划,而 
离实验场地则过远——他们往往把计划当作原则而奉若神明。 
1732 年佐治亚特许状任命的二十一名受托管理人,早先都积极从事纯 
粹的慈善事业。其中十名(1729 年)系下院监狱状况委员会成员;有些人 

热心于要求该议会委员会释放狱中债务人的事情;他们全是托马斯·布雷博 
士向不列颠种植园里的黑奴传教使之皈依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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