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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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