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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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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有利。”

但末帝李从珂也不算傻,他知道赵延寿正在带领许昌、开封的守军北上,当前需要的是救援晋安大营,而不是东去做什么镇州节度使!于是回答道:“延寿正在与贼兵争斗,哪有空闲往镇州!待贼兵平定后,再按你所请办理。”

但赵德钧志在必得,一次一次地信使往来,请求赵延寿改任。

最后,李从珂发怒道:“你赵氏父子坚持要得镇州,究竟啥意思啊?如能退寇,即使取代我的位子,我也甘心让你!若是玩弄寇兵用来胁迫君主,最后会很惨——只怕要落得犬兔一同毙命!”

赵德钧知道此计不成,又生一计。

他开始与契丹秘密往来。但又担心被后唐密探发现,于是,秘密制作了契丹颁赐给他的诏书,以及盔甲弓剑之类,造成与契丹往来的假象,意思是向李从珂显示:我赵德钧派遣使者给契丹写信,要求契丹与后唐结好,让契丹引兵归国,实现当初李崧、吕琦等人的战略规划。

但他实际上是以此迷惑李从珂。他给耶律德光的真实密信内容却是:我赵德钧与契丹结好,而不是后唐与契丹结好。

他在密信中向契丹许诺:“若能立我赵德钧而不是石敬瑭为帝,我赵德钧就用现有的兵马向南平定洛阳!从此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但仍允许石敬瑭常镇河东。”

赵德钧派遣到契丹的使者来到柳林,带来了丰厚的金宝财帛。车马连阵绵延不断。有人把消息很快传给了石敬瑭。

赵德钧的投敌条件最要命的是兵锋直指洛阳,而且全用本部兵马!契丹主深入中原几千里,晋安迟迟未下,而幽州兵一直就是契丹南面的劲敌,这时候,中原诸藩镇正在觊觎形势,一旦太行山以北诸州遮断草原兵的退路,那他耶律德光可就凶险莫测了。于是,他有了犹豫,很想答应赵德钧的请求。

石敬瑭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特使桑维翰去见耶律德光。





桑维翰的眼泪


桑维翰来到契丹主大营,看到赵德钧的特使也在帐中。桑维翰当即跪倒在帐下,含泪陈说道:“河东孤危,大国您举义兵来救援,一战而唐兵瓦解,使其退守一栅,粮草将尽,气力穷竭。这赵德钧父子不忠于唐,不信于契丹,只不过是畏惧大国之强盛,所以没有与大国交战。此父子二人素怀异志,一直按兵不动,就是窥测变化,根本不是个以死殉国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皇上您怎么能相信他那些妄诞之词,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咱们就要做成的不世功业呢!我晋国如得天下,将要竭尽中国之财奉献大国,哪里是赵德钧这些小利可比呢!”

耶律德光听罢,也有羞惭之色。他说:“你看见捕鼠吧?如果不防备老鼠,还可能被咬伤了手啊!何况现在是面临大敌,我不得不防啊!”

桑维翰说:“现在大国您已经卡住了老鼠的喉咙,晋安寨中的老鼠岂能再咬人啊!”

耶律德光说:“我并非要改变以前的约定,只是现在形势凶险,考虑到用兵的权谋,不能不这样。”

桑维翰又回答道:“皇帝您以信义救人急难,四海之内所有人都看着皇上,都在注意这件大事!怎能忽而如此、忽而那般,致使大义不能贯彻始终!臣私下认为:皇帝您,不能这样做啊!”

这时,赵德钧的使者也不断地申辩。桑维翰则陈述不已,几乎泣不成声,如同当初申包胥哭于秦庭为楚国求援哭了七天七夜,桑维翰跪在帐前哭了一整天,鼻涕眼泪甩甩嗒嗒从早到晚没有断。

桑维翰的哭泣是有丰富内容的。

他除了向耶律德光传导了石敬瑭集团的真实困境之外,还暗示契丹之主:我集团只能依靠草原帝国,是草原帝国最值得放心的中原军政力量,另外,我桑维翰本人,作为石敬瑭集团的智囊人物,对契丹的倚赖犹如儿女倚赖父母。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当桑维翰以“信义”工具批评耶律德光时,也有了撒娇的性质。这是枭雄耶律德光不难感觉到的。

如此说话,有史为证——石敬瑭柳林即位之后,桑维翰官拜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但耶律德光最后与石敬瑭告别时专门提到桑维翰,他说:“桑维翰对你可谓尽忠尽力,应该以他为相。”石敬瑭点头称是,不久,即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仍权知枢密使事。同平章事,这在唐五代以来,就是宰相之位。这个故实表明:契丹已经有足够力量参与到后晋的干部任免枢机工作中来。把桑维翰说成契丹安插在后晋的“卧底”或未必准确,但说桑维翰是后晋干部队伍中的“契丹派”当不为过。

简短截说,最后,耶律德光权衡利弊,大约还想起了起兵之前的梦境,在给哭泣的桑维翰“相面”之后,总算依从了他。

耶律德光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特使说:“没办法,我已经许诺了石郎,除非这石头烂了,我的许诺才能改变!”

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联盟是后唐最终覆亡的决定性力量,但除了赵德钧等人救援不力、阴蓄二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敬达的晋安大营不能与外界沟通音讯,他不知道外有援兵,且皇帝已经亲征到了河阳。此际,最应该做的,就是设法与晋安大营取得联系,以坚定其信心,伺机突围。但李从珂还耽在河阳(今属河南孟州),处于进退无主之中。





张敬达遭暗算


那位吏部侍郎龙敏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认为赵德钧不靠谱,必不能救援晋安。当下只有一个法子,在皇帝从驾的万余人中,精选骑兵一千人,由龙敏自己和名将郎万金率领,走介休山路,夜半冲破贼阵,进入晋安大营——哪怕能进去一半人,事情就好办了。张敬达只要知道援军就在附近,即使有铁屏障,也应该能够冲破,这点虏骑不算什么。

这个建议,等于组织敢死队突过敌阵,向守军报信,应该也算一个胜负手。在当时情势下,应该努力配合实施——但李从珂不敢。

他听到这个建议后,哀叹道:“龙敏之志极壮!但用之晚矣!”

这样,晋安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被围困的几个月中,后唐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曾多次率领骑兵出战,但因敌阵太厚,且寡不敌众,都没有取得战功,最后只好困守。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士兵食用的粮食和马匹需要的草料都已经用完。以至于动员士兵们削木头渣子,淘洗马粪中的草筋,掺和了来喂马。但马儿吃不饱,于是互相啖咬,咬得马尾巴和颈上鬃毛都掉秃了。有马匹死掉,就由将士分而食之。

晋安已经陷入绝境。

张敬达性情刚强,有个外号,人称“张生铁”。这时副司令杨光远等人开始劝说他向契丹投降。

张敬达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厚恩,现在做讨贼元帅而打败仗,罪过已经很大,再投降敌人,那罪过就更大了!援兵早晚会来,可以暂且等待;如果万一不来,我等力尽势穷,就请诸军砍了我头,拿着去投降,可以保全自己而获多福——那时也还不晚。”

杨光远向同僚使眼色就要杀掉张敬达,但同僚不忍下手。

名将高行周知道杨光远已经心怀不轨,暗算张敬达,但阴谋未露,又不能说破,所以常常带领精壮骑兵尾随张敬达,等于暗中保护统帅。

张敬达感觉到高行周的尾随,却感觉不到杨光远的阴毒。他甚至对别人说:“行周这小子常常跟在我的脚后,这是啥意思啊?”

高行周闻听此言后,担心统帅疑心自己,这才不敢再尾随他。

按军中例会,诸将每天早上要集合在统帅营房中议事,这一天,高行周、符彦卿等尚未到达,杨光远等人来得早,乘张敬达没有防备,杀害了他。

随后,杨光远等人带着张敬达的头颅,率诸将出营,上表,向契丹投降。

耶律德光大喜。他很早就知道杨光远等后唐骁将的大名,于是一一加以慰劳,还赐给他们皮帽,但他内心是瞧不起这一帮投降的将军的,甚至还开玩笑对降将们说:“你们各位,真是可恨的恶汉,投降了,用不着我准备加盐的乳酪来喂你们上万匹的战马啦?”这话的意思是说,战马都不用打仗了,用不着犒劳它们了。等于拐弯羞辱投降者。杨光远等人听后大为羞惭。

但耶律德光嘉许了张敬达的忠义,并命令收尸安葬,进行祭奠。还对他的下属及晋国诸将说:“尔等做人臣的,应该学习张敬达、仿效张敬达啊!”

晋安寨中尚有马近五千匹,铠甲兵仗五万,耶律德光此际暴露了他的掠夺本质:他命令将这些东西全部取走送归本国,只给石敬瑭留下了后唐的将卒。当然,他没有忘记对降卒们说上一句:“你们,要勉力效忠你们的主上!”

有一位跟随张敬达而来的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司令),名叫康思立,不堪忍受投降的羞辱,史称“愤惋而死”,自杀殉国了。这是晋安大寨唯一的一位“死事”(死于国事)将军。





石重贵监国


按照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谋划,晋阳之战后,后唐已经失去了重要的生力军,现在举兵洛阳,也即后唐首都,应该是最佳时机。

于是后晋本部与契丹援军,合为一处,兵锋南指。

石敬瑭觉得应该留下一个儿子“监国”戍守河东。但有意味的是,这事,他也来征求耶律德光的意见。

耶律德光也不客气,对石敬瑭说:“你把儿子们都叫出来我看看,我帮你选一个。”

于是,石氏子弟站成一排,由他来选。

石敬瑭哥哥早亡,侄子石重贵被石敬瑭收为养子,也与诸子弟站在一起。石重贵相貌很像石敬瑭,但身材短小,俩眼有神。

耶律德光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小子可以啊!”

石敬瑭于是任命大眼睛的侄子石重贵“监国”。

这不是个小事件。

“监国”就是监管、监理、代行国事。古来制度规定:国君亲征,由太子“监国”。如果已经安排他人“监国”,太子随行,则为“抚军”。后晋仓促立国,尚未有“太子”人选,石敬瑭此举,有向契丹深度讨好之意,那意思就好比说:我不仅这一代与契丹友好,下一代人也继续与契丹保持友好,而“太子”,由您草原帝国来任命。耶律德光也是不凡不俗的政治动物,他当然明白此举意义所在,连句客气话都不说,直接就任命了后晋的隔代人选,从而一举奠定了以草原帝国的身份出任中原邦国宗主国的地位。

“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在任用相国桑维翰时,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在选择太子也即所谓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这样,就在组织方向上,实实在在地成为契丹的附庸。

这是中国史上关于“名分”的大事。

古来有言,“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唯独名爵名分与礼物礼器,不能转由他人颁给。这是君主的职责。名爵名分,包括公侯伯子男的封赏、地方官的任命;礼物礼器,包括敕谕授权后的印玺节杖等等。这事即使在现代邦国也如此,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驻外大使,不可能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来任命,等等。这是邦国治理的秩序原理。其政治逻辑,按照《左传》中的说法就是:君主通过封授名爵和礼器,而获得臣子(下级)对国事的忠诚和信任;有此忠信才能辅佐君主治理邦国;邦国治理有效,才能做到人人守法、守礼;如此,才可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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