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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部分

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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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

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

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

“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

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

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

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

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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