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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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拟迁都，是宋史中的一大命题。此事关系对大宋王朝政制设计的解析，甚至含有对大宋帝国命运的解码性质，故历史上很多人对此有过议论。
简言之，开封无屏障，建都不利于捍御北境南侵。历史上来看，就地缘安全而言，京师应该有足够险要的“畿辅”，也即京师周边形势必须在外敌来侵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时间。开封的“畿辅”就是河南，它唯一的险阻是黄河，但黄河在开封一带水势平缓，一般的小船即可渡过。而黄河以北，则无险可守。更现实的是：河北作为河南的“屏蔽”并不稳定（后来的金王朝已经奄有河北，就是实证），燕赵之地带给汴都的祸害不是一次两次了。草原铁骑从河北到黄河边，只需要几天时间。无论就回旋空间还是时间考察，开封都不具备作为理想京师的条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开篇《序》即言：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
河南，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四战之地”，也即四面都要有所防卫的战争频发之地。只要想取天下，河南就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安定但是守在河南，则有了岌岌可危的走向败亡的趋势。历史来看，西周东迁，到了河南而衰亡；西汉东迁，到了河南而疲弱；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到了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大唐后，在汴梁称帝，勉强延续了五个帝王而败亡，也是因为将河南而不是陕西视为大本营的缘故。到了宋太祖这里，以他那么出色的雄略，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惯性，只好在汴梁建都。建都在汴梁，犹如位于人的肩背那样的忧虑就在河北！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有过深深的忧虑了。
这是冷兵器条件下，对周秦以来河南形势的最出色分析，是被反复验证了的中国舆地大势。河南作为京师畿辅，自古以来，祸事连连，而祸事之起，源于关中、河北者，十分占有九分。
开封如此不安全，为何还要都开封？
后来的大宋宰相张方平曾论此事，他的意见是：现在的京师汴梁，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于汴梁，到石晋割幽蓟之地给予契丹，河南，汴梁，开始与四周强敌共有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在于汴梁畿辅没有屏蔽之险，是京师本根没有庇护之地。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不是不讲求规模，之所以没有遵循周汉之旧，建都洛阳或长安，实在是“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来说，原因在于：汴梁有利于漕运而供给军旅，可依赖重兵而捍卫中原也。所以，造就几代人建都汴梁根本原因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代兵甲在外，京师只有南北军，加上御林军等，不过是用来做天子扈从，相当于卫戍军，几万人而已。唐于京师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四万人，也相当于卫戍军。五代以后，京师甲卒动辄十万二十万，大宋禁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水浒》中说豹子头林冲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字不是虚言。这种集重兵于京师，与古来重兵分驻四境不同，又是因为藩镇！唐以来的藩镇造反太过频繁，尤其以河北、河东的大藩叛乱最多，灾祸也最为严重。故历来中原王朝对此不得不防。
将重兵集于肘腋之下，京师之内，“势有所不获已者”在此。
赵匡胤要改变的，就是“国依兵而立”这个因循而来的基本结构。他等于在给一个重病患者动一个大手术。危险，但确有必要。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宋王朝，建议迁都洛阳的人物，除了赵匡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仁宗朝的范仲淹。范仲淹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最后准备迁都，与赵匡胤可谓隔代知己。但赵匡胤时，因为诸臣“畏难因循”；范仲淹时，因为大臣“偷安苟且”，终于“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钱穆《国史大纲》语）
都汴梁，由于畿辅之地过于开阔，在战马相当于坦克的冷兵器时代，西北、东北之铁骑占有绝大优势。北攻南，取俯势；南攻北，取仰势。二者难易可知。顾祖禹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难道河南就不能守卫了吗？他的回答是：“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要想守河南，就要守陕甘、守河北。守住关中、守住河北，就是守住河南。这就是北宋不得已都汴梁后，又不得不拼全国之力经营西夏、北辽的原因所在。
但“仰势”北征，难度太大，故终大宋三百二十年，北征成就不大，反而被南征的女真、蒙元两次亡国。这两次亡国，“都汴梁”，实是一大不可规避的战略选择错误所致。就这个意义说，太祖赵匡胤、文正公范仲淹是大宋最具远猷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军事思想家，而太宗赵光义不及二人远甚。
北汉未下太祖病逝
契丹与大宋“通好”，最难受的是北汉。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人刘恕《十国纪年》说：契丹与老赵多次往来后，对大宋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甚至派人给北汉发去书信，告知刘继元：“强弱势异，无妄侵伐。”意思是，你北汉太弱小，人家老赵很强大，不要愚妄地去侵扰大宋，以免自取其辱。北汉主刘继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恸哭不已，甚至谋划出兵攻打契丹，当时朝中官员反复劝谏，才打消了他这个同样愚妄的念头。
北汉与契丹出现了微妙的政治裂痕。
老赵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派出了得力将领再次打击北汉，相机平定北境。
开宝九年（975）春，老赵任命魏丕为代州刺史。
魏丕一直出任大宋作坊副使，负责军械制造与管理。他在任八年才迁为正使。这一次任命领代州，其实是个虚衔，因为代州还在北汉管辖范围内。但这类“遥领”某职也是一种荣誉，并且按照惯例，一旦收复代州，就可以给“遥领”者实受其职。魏丕“遥领”代州，是一个信号，很明确地传达一个信息：代州，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时态，属于大宋。
魏丕升职后仍然“典作坊”，军械器具仍由他来负责。显然，这是老赵为平定北汉所作的一种有意味的人事安排。
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都有日常规定。譬如，作坊所造兵器，每十天就要奉进一批到禁中，由老赵亲自查验，然后列入五库贮存，以备战时需要。所谓“五库”，一般指车库、兵库、乐库、祭器库、宴器库。魏丕所造军器，包括运送辎重的特制车辆，故应该列入车库和兵库。大宋后来又将作坊分为南北两处，另外设置一个弓弩院。弩，在冷兵器时代，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远距离兵器；而魏丕更设计射程在“千步”之遥的“床子弩”。赵匡胤时代，“床子弩”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大杀器。老赵已经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了技术准备。
到了秋天，老赵从洛阳“西幸”回来，开始下诏北伐。当时的部署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阵营与上一次御驾亲征比较不相上下。
到了九月、十月，已经不断地有捷报传来——
党进率兵抵北汉城下，列寨于河汾之南，败北汉军数千人于太原之北，获马千余匹及兵仗数百副。
郭进则领兵出忻、代路，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这几乎相当于北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另有兵马监押马继恩，领兵出辽州路，焚北汉四十余寨，获牛羊人口数千。
其他各地也有大小不等的捷报飞往汴梁。
北汉失去了契丹的有力支持，似乎旦夕可下。
这一年的冬天来临时，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更多捷报，党进、郭进、潘美等边帅已经打得北汉毫无招架之力。大兵扫清太原外围，已经列寨围城。更多攻城器械，也经由魏丕这里转运到城下。寒冷的北方天气中，太原城下到处是大宋士气高昂的将卒，雪亮的刀剑在冰凉的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征伐北汉的战役中止了。
老赵病逝于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公元976年11月14日。
这一年，赵匡胤五十岁。
这一天，京师大雪。
世外高人陈抟
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赵光义，即赵匡义。赵匡胤即位后，避“匡”字讳，改名赵光义。
杜太后，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母，她死后谥“昭宪”。按传统《谥法》：“昭”是“容仪恭美、昭德有劳、圣闻周达”的意思；“宪”是“博闻多能”的意思。这里给杜夫人上的谥号听上去似有溢美，但大致符合事实。
谥法，至少从西周以来，就成为具有盖棺论定性质的褒贬。在朝为官者死后，子孙或同僚往往要为之“请谥”，这种珍惜并重视死后名声的做法，其实质是对荣誉的向往，其功能则是对后人的垂法示范。谥法制度，倡导公正，批评邪僻，鼓励君王公侯作善不作恶，因此是一种道义制衡的规则。一般的谥法有“从宽”的倾向，但基本上靠谱。
史称杜夫人“治家严毅有礼法”。她先后生了光济、匡胤、光义、廷美、光赞，五个儿子，燕国、陈国二位长公主。这之中，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个皇帝都是她一人所生，是为史上很罕见现象。
《古谣谚》引《神仙传》说一事：当初兵荒马乱，赵匡胤还只有十几岁，赵光义才只有几岁，杜夫人将二人挑在筐里躲避战祸。据说路上遇到高人陈抟。他看到一个少妇挑着俩未来的皇上，当即吟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杜夫人一身生俩皇帝，据说早有预兆。原来这杜家庄园家门前有一块洼地，早名“双龙潭”。人以为这是天意先兆。怀疑者一般会认为：有了太祖太宗之后，人们就把这块洼地命名为“双龙潭”。
野史说到陈抟老祖，他当时远在东京汴梁以西千里之外的华山。当他听说太祖受禅，大宋代周之后，击掌赞道：“天下自此定矣！”
陈抟，实有其人，但又是一个“箭垛式人物”，很多神奇故事都附会到他身上。此人据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据说他幼时，在河边戏耍，有穿黑衣的女子喂他奶吃，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