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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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阳皇宫很高大，没有内应，大门一闭，等闲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时候，文武诸官开始犹豫了：万一李从荣要是得逞，怎么办？
大内总管孟汉琼闻听乱兵已到端门，拂衣而起道：“今日之事，已危害到皇上，诸位还犹豫观望，只顾计较个人得失吗？我是不能爱惜这一把朽骨余生的，只能带兵抗拒！”
说着，立即进入中兴殿门，宫中诸臣慌乱中也随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到李嗣源哭着说：“亲王李从荣造反，已经率兵攻打端门，很快就要入宫，那可要大乱啦！”
宫中女眷们闻言，已经哭声一片。
李嗣源强挣扎着，从病榻上坐起，他说：“从荣这是何苦呢！”了解了事情态势后，又对身边的大臣说：“事已至此，请你们几个大臣自去处理，只是不要惊扰百姓！”
当时宫中没有重要武官，有个控鹤指挥使名叫李重吉，算是握有一点兵权的人物。他是李从珂的儿子。所谓“控鹤”，犹如指仙人骑鹤飞天，因此常用来指称皇帝身边的亲兵。李重吉是这一支亲兵的年轻指挥官。
李嗣源对他说：“朕与你父亲曾冒着战场上种种危险，平定天下。你父亲多次将我从危难中救出。从荣这些人没有什么战功，现在被人唆使，来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朕本来知道这种人不足托付天下，理当召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给他。现在，你替我部署各宫，做好防守！”
这一番话，鼓舞起李重吉的积极性，得令后，即刻率领控鹤府军士守卫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宣徽使孟汉琼则临时找来盔甲，披挂上身，骑了战马，在宫中巡视。他又召来朝中的一名武官马军都指挥使（即骑兵司令）朱洪实，给他五百骑兵开城门去讨伐李从荣。
这时，李从荣正搬来一只胡床（不带靠背的马扎），端坐在桥上，等候府邸亲信来传宫中消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又派人去叩左掖门。门不开，人从门缝中看去，见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宫中北面缓缓而来（按规定，宫中马骑不能奔跑），赶紧回来告诉李从荣。李从荣闻讯大惊失色，慌乱中命人取来铁制掩心盔甲披挂起来，坐在胡床上装模作样地调拨弓矢。
一会儿工夫，左掖门开，骑兵出宫加速，五百披挂整齐的骑兵，亮晃晃、黑压压地奔驰过来。
李从荣根本没有勇气抵抗，连忙率众逃归他的京城官邸河南府署。
树倒猢狲散。他的僚属见大势已去，很快就四散逃窜，分头藏匿起来。他手下的牙兵甚至乘乱转换身份，变成土匪，抢掠了京师的嘉善坊，随后四散溃逃。
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回到府邸躲藏到床下，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但结局终于到来：他被戡乱将士搜出，不仅连审问都省了，废话甚至都没有一句，简单地砍了脑袋，将首级进献宫中。
李嗣源听说儿子秦王李从荣被杀，又吃惊又悲伤，虚弱得几乎从床榻跌落，几次昏厥。更令李嗣源悲哀的是，李从荣全家已经被杀，但还有一个儿子很幼小，正养在宫中。平乱将士要求把这个儿子也即李嗣源的孙子杀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李嗣源涕泣着说：“这娃娃有啥罪啊！”
但是将士们不答应，李嗣源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孩子交给众将。大限到来，皇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反在下”的真实写照。
李从荣一支，已经绝后。
李从荣那位“高参”推官高辇，闻讯逃窜，藏到百姓家里，最后感觉还是不稳妥，干脆落发为僧。等到被擒获之后，没法辨认真假，干脆脱了他的大红袈裟，给他穿上以前穿的衣服，戴上以前戴的头巾，让熟悉的人来验明正身。都捯饬妥当了，然后用刑。这位小文人被押向刑场时，神色自若，还朗声道出一个对子，概言今日之事：“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对子是个好对子，但用在生命终场，有滑稽的性质。史称“观者笑之”。
第二天，老臣冯道带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泪下如雨，呜咽不止。他对群臣道：“不料我家的事闹到这步田地！愧见列位公卿啊！”
这时李从厚正在做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李嗣源令宣徽使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由孟汉琼留在那里暂时主持天雄镇的军政事务。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李从厚作为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不久，李嗣源死去，李从厚在柩前继位。
南宋大儒胡安国评价李嗣源，认为他的军政成就虽然还达不到汉唐那样的水平，但也应该属于“贤主”之列。他认为李嗣源有几个可以称道的地方：内不好声色，外不好游猎；不任命宦者为官（这一条不准确，孟汉琼就是宦者）；废除皇室的私家仓库；封赏廉吏；惩治赃官。并认为他焚香祝天，要上天早生圣人之言，是“发于诚心”，尔后果然赵匡胤诞生，“由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由这个案例来看，古人所谓“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说是没有道理了！胡安国善于做史论，他认为李嗣源可以称为“贤主”，我附议。
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宝鸡）、潞王李从珂，果然如安重诲所预言的，开始拥兵自重。
历史开始重演，就像“依样画葫芦”。
犹如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的养子，二人关系紧张一样，李从厚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亲子、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二人关系同样紧张。
李从厚即位后，李从珂和石敬瑭都让他害怕，放心不下。他怕这二位造反。
但李从厚宅心仁厚，不愿意大动干戈。
朝中大臣却屡屡劝谏他要防患于未然。
“权反在下”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大臣们的摆布下，李从厚做了一番愚蠢的干部调整动作。
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京官调到外地做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女儿召进宫中，试图作为人质，当时这个女儿已经削发为尼。他以为这样可以控制李从珂。但这种做法反而打草惊蛇。
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次“移镇”工作，也即各大军区调防，最终惹恼了潞王李从珂。
最初，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时，大臣想见李嗣源已经很困难，渐渐就有宦官和后戚执政的影子。
李从厚即位，其中有几个人的功劳比较大，一个是明宗的妃子王淑妃，一个是宦官孟汉琼，一个是枢密使冯赟，一个是同平章事朱弘昭。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四人帮”团伙儿，沆瀣一气，没有啥政治智慧，却要干泼天事业。
当时石敬瑭正在镇守河东，他们不愿意让石敬瑭在这个位置上；而孟汉琼正在代理天雄节度使，他们也想让孟汉琼回到朝廷里来做京官，于是，几个人合伙一商议，来了个四大军区调防。报告给李从厚，李从厚傻乎乎地就答应了。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宰相李愚看出了王朝的没落。当时，闵帝刚刚结束守丧礼，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就召学士们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这事大有向唐太宗学习，以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但他只能读书、听讲，却无法明白“求治”的根本要领在哪里。处理事情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尤其没有识人之明。李愚认为他不懂得重用包括他在内的执政，是闵帝李从厚不会用人。他私下对同僚们说：“主上召请士人，咨询天下事，却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于高位，责任重大，得不到信任，以后的事情恐怕真不好办！”这话让执政们心生恐惧，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李从厚与“四人帮”商量的移镇布局是：
李从珂由凤翔改镇河东（治所在山西太原）；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则改镇成德；原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范延光则改镇天雄（今河北邯郸）；李从厚的堂兄弟洋王李从璋代理凤翔节度使，接替李从珂。孟汉琼回朝。
任命节度使，是有仪式的，一般要有皇帝下制命诏书，还要赐给节钺。汉唐以来，对地方吏治都极为重视，尤其有节度使制度以来，任命或改命，对朝廷军政而言，都是大事，但这四位，当时后唐最重要的“政治家”，却把这个事当作儿戏一般。他们不下制命，也没有诏书，更谈不上什么节钺，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枢密院的下行文书，这个文书，相当于一纸“通知”性质的“调令”。然后，就要完成“移镇”工作。
五代以来，枢密使权力很重，但这么玩，即使在五代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件事一开始，还真有可能不是针对潞王李从珂的，但李从珂本来已经与朝廷疏远，又有猜忌，来接替潞王的，又是洋王李从璋，而这位李从璋心狠手辣，当初去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曾亲自操铁挝将其击杀。潞王听说这人来替他，更加心生厌恶。李从珂在部下的拥戴下，反了。
他向邻近各道发出反叛文书，大意说：“朱弘昭等一班小人，趁先帝患病不起之际，废长立少，独揽朝廷大权，还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各个藩镇的根基。我深恐他们的目的是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就要入朝‘以清君侧’！但如此大事非我一家力量所能办到，愿请邻藩各道支持，共襄义举！”
五代以来的武官在本藩做久了，自有天大利益在，一旦调动，就没有了“土皇上”的舒坦，那时，几乎无人愿意调动。李从厚刚刚即位，还根本不具备调动藩帅移镇的能力和智慧。后唐朱弘昭等“四人帮”的颟顸引燃了藩镇的反叛，不自觉地催生了五代时期新的可能性。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举兵就要东进，先派人到京师和各州郡撒放了传单和策反信件。
皇上李从厚得到消息非常恐惧，就派人去召朱弘昭等人前来议事。
朱弘昭本来就没囊没气，一听，就浑身哆嗦。他知道出事了，对亲家人说：“皇上这么急着召我，是要怪罪我啊！我儿媳妇是你的女儿，你赶紧把她领回去吧，别让她也陷入到这一场灭门之祸里来。”说着大哭，就要拔剑自裁，一时被家人拦住。但后续使者又到，紧急催促他赶紧入宫。朱弘昭大叫道：“我已经穷困到这个地步啦！”说着趁人不备，自投井中溺死。
这时候，侍卫马军指挥使，即亲军的马军司令安从进，正在充任京城巡检，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他已经得到李从珂的策反信件，知道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听说朱弘昭已经自杀，就带兵闯入枢密使冯赟的家中，将其杀害。此时冯赟的母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安从进将母子尸体都扔到大街上，还残酷地杀害了冯赟的妻子。冯赟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被门生故吏张守素藏了起来，算是给冯家留下了一条性命。
安从进此举，显然，是在向李从珂递上投名状。他在乱世中，谋划未来的政治前途——此类人物，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事实上，三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儒学论“公道—仁德”，就军政大事而言，就是试图尽力减少这类邪痞小人从政，从心性上培育起圣贤气象来，推演邦国文明。做官不读圣贤书，满朝尽是安从进。带着温情理解儒学，认真地读一点《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