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大历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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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论议无所避。众畏其口，见之反目。躬上疏历诋公卿大臣。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躬谋，欲求居位辅政。建平四年，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系鼓号呼，相惊恐。是年，匈奴单于乌珠留若鞮。上书愿朝五年。其明年，改元元寿。单于当发而病，复遣使言愿朝明年。躬言疑有他变。又言往年荧惑守心，大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于是以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是日，日有食之。董贤因此沮躬、晏之策。后数日，收晏卫将军印绶。而丞相、御史奏躬罪过。下诏免躬、宠官，遣就国。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咒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发立中庭，乡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候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咀。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洛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因僵仆。吏就问，云咽已绝，血从鼻耳出。食顷死。党友谋议相连下狱百余人。躬母圣，坐祠灶祝咀上，大逆不道。圣弃市。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废锢。案息夫躬实非邪人。（8）虽与董贤俱封，初非因贤而进。观其历诋公卿大臣，多所建白，盖亦欲有所为，而为董贤所厄耳。或疑躬之告东平王为倾危，依附傅晏为不正，然东平王狱果冤曲否，非今日所能知；任用外戚，在当时已成故事，欲得政者，势不能无所冯藉，亦不足为躬咎也。观董贤龁之之深，则知熏莸之不同器。仰天绝咽，事属罕闻，窃疑吏实承贤指杀之也。观其党友亲属连坐之多，知董贤与丁、傅相争之烈。此狱必别有隐情，而无传于后耳。
哀帝之初即位也，尝罢乐府；定限田之法；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毋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初陵勿徙郡国民；建平二年。皆卓然有元帝之风。其后又尝一用李寻。李寻者，王根所荐。帝初即位，待诏黄门。劝上毋听女谒邪臣，少抑外亲大臣，拔进英隽，退不任职。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拜为谒者，使护河堤。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大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重平，汉县，属渤海，今河北吴桥县南。容丘，汉县，属东海，今江苏邳县北。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以建平二年为大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大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毋验，遂下贺良等吏。下诏：“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案贺良言汉家当更受命，犹之眭孟言汉帝当求索贤人，？以帝位，盖皆欲大有所为。哀帝固非其人，然改革之论，如此其盛，终必有起而行之者，而新室遂应运而兴矣。
哀帝即位，征龚胜。胜又荐龚舍及宁寿、侯嘉。寿称疾不至。胜等皆为谏大夫。舍旋病免。胜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贡禹之意。为大夫二年，迁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以言董贤乱制度，逆上指，见出。鲍宣为谏大夫，言民有七死、七亡，皆公卿守相，贪残成化所致。责上私养外亲幸臣。上以其言征孔光、何武、师丹、彭宣、傅喜，免孙宠、息夫躬，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拜宣为司隶。司隶校尉改。后以摧辱宰相，下狱髡钳。又有郭钦，为丞相司直。以奏董贤左迁。毋将隆为执金吾。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请收还。上不说。顷之，傅大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亦左迁。郑崇者，傅喜为大司马所荐，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诤。上初纳用之。久之，上欲封傅大后从弟商，崇谏，大后大怒，卒封商为汝昌侯。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为尚书令赵昌所奏，死狱中。孙宝者，成帝时为益州刺史，劾王音姊子广汉大守扈商。迁丞相司直。发红阳侯立罪。哀帝即位，征为谏大夫。迁司隶。冯大后自杀，宝奏请覆治。傅大后大怒。上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争之。上乃为言大后，出宝复官。郑崇下狱，宝上书请治，复免为庶人。盖嫜直之臣，无不为外戚嬖幸所败者。《王嘉传》：嘉奏封事，言帝初即位，易帷帐，去绣饰，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比当作，忧闵元元，唯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孔光传》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费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此实为汉室起衰振敞之机，而卒为外成嬖幸所败，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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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汉以五霸杂。案宣帝奖王成，诛杨恽、盖宽饶等，非能任法者，此言盖造作也，其所谓法者，任弘恭、石显反周堪、刘更生等耳，京房，又儒生或不能办事，然用督责之术以办事则可，并反其事不可，俗吏则多如此也。石显之败，中书罢。
（2） 政体：西汉易姓者论。
（3） 政体：汉根本改革之论。
（4） 选举：京房。
（5） 政治：成帝亦多仁政。哀帝。
（6） 政体：汉成帝无子，孔光主立帝。
（7） 史事：成帝崩，归罪赵昭仪之误。元后干政之甚。
（8） 史事：息夫躬非倾险之人。
第五章 新室始末
第一节 新莽得政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人与动物之异，在于人能改变其所处之境，动物则但能自变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人既能改造所处之境，故其与接为构者，实以业经改变之境为多，而人与人之相处，关系尤巨。不能改变所处之境，而徒责人以善处，此必不可得之数也。东汉以后，志士仁人，欲辅翼其世，跻世运于隆平，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谓不深，策划不可谓不密，终于不能行，行之亦无其效者，实由于此。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读《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可见其概。此等见解，旁薄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犹盛，读第三章第一节，及上章各节，亦可以见其概矣。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新莽之为人也，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其行之诚不能无失。然苟审于事情，则此等大刀阔斧之举动，又终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败，皆非一人之责也。
欲知新莽之改革，必先知莽之为人，及其得政之由。《汉书》本传言：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永始元年，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绥和元年，擢为大司马，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凡莽之所行，汉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其实作伪者必有所图，所图既得，未有不露其本相者，莽则始终如一，果何所为而为伪哉？《汉书》言其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此乃班氏父子曲诋新室之辞，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耳。
哀帝时，莽就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讼莽功德。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大后。哀帝崩，无子。太皇大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后汉书·张步传》：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王闳白元后请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