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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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是一个系列与整体，它们相互配套施行，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实现，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三百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但其开始却是北魏孝文帝时代。
其实，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都是由冯太后拍板，然后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拓跋宏虽然也参与了决策并积极推行，但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而复杂起来。冯太后虽然不是拓跋宏的亲祖母，但他一直受着冯太后的抚养、教育及恩惠，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情与依赖。冯太后按照自己心中的模式培养、塑造他，拓跋宏从小就接受着汉族封建传统的熏陶与教育，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这矛盾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一个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他穿着的也仅是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他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性情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是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也许，他正是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早就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连诏册也亲自动笔起草。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她那极盛的权欲而言，肯定还要时不时地过问一下朝政，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岁登基到二十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二十岁亲政到二十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三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