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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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三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两千多年的漫长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祭祀、礼乐，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书》、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论语》，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与。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