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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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流派”时不时会去挠“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痒痒。袁世凯之所以投向“敌营”也是为了左右逢源，广结人脉，尽少树敌。这一步果然没走错，李鸿藻于1895年6月保奏他去了军务处做事。就是通过这次差遣，袁世凯才认得了李鸿章的继任者——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但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的实力派，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在他身后的真正实力派是慈禧的亲信荣禄。所以，袁世凯要找的实际靠山，就是荣禄。
手足情深
在李鸿章失势之后，盛宣怀和袁世凯就像两个孤儿一样，随时可能遭到反李派的攻击。因此，朝廷里的靠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不可缺少的。但二人互帮互助、互相提携的团结友爱却是他们在李鸿章下台后能够继续攀登权势高峰的重要因素。袁世凯后来节节高升，直至继位直隶总督，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不仅仅依靠了王文韶、荣禄等权贵，真正一心一意推举他，在他晋升的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还是李系内部的“知己”——盛宣怀。
长袖善舞的盛宣怀得到了王文韶、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在铁路、铁厂以及银行等事业上蒸蒸日上。他在朝廷里的发言权也日益看涨，但有权力不等于说一定要去用。盛宣怀之所以肯在袁世凯的仕途上鼎力相助，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对于他们这样智商和档次的人来说，树倒猢狲散是最失败的事情。在朝廷中如果各自为政，难免会被人各个击破。如果能拧成一股绳，那就不那么好对付了。盛宣怀虽然对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等人多有投靠，但他明白这些人都不是“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层面较多。尤其是荣禄，坐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子，对于盛宣怀掌控的众多洋务企业总归是觊觎的。相对而言，同一师门的袁世凯，看起来只是在军事上有所企图，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而且同门的面子在那里，他总归是不会对自己不利的。就袁世凯这个野心难以估算的人来说，对他的这种期待显然是单纯的；但在朝廷里扶持袁世凯，对于当时的盛宣怀来说是不二选择。
其次，在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改革军制、筹饷练兵的呼声很高。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袁世凯在1895年就上书李鸿藻谈练兵的事：“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为今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他还主张在军队整编的过程中，用洋人的方法分配各营；在经费方面，也提出要“开源节流”，“骄、饱、疲、弱、懦诸军即须遣散”；在人才上，他认为要“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这样，他把练兵、筹饷、育才都讲到了。这和盛宣怀在第二年的《条陈自强大计折》所述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两人总算是志同道合了。袁世凯很快在1895年12月取得了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的重要职务。盛宣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给袁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他在办的事正是自己想要办的事。在同门关系的背景下，又有这样的共同努力目标，两人愈发惺惺相惜，互相引为了“知己”。
接着，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盛宣怀对康梁的主张是反对的，而比较赞同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表达。袁世凯虽然也鼓吹维新，但是他的本意还是与张之洞相同的。后来义和团搞运动，紧接着八国联军又打了进来。他们两个长期做对外工作，对洋人武力的强大非常了解。他们没有盲目信从群氓的力量，而是在剿灭拳匪、惩办凶徒、保护外国使节、不援救京师等方面也取完全相同的态度。尤其是庚子之乱后，他们试图用“变法”来抚慰各国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在“变”的具体内容上，盛宣怀提出“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畋域”等建议，而袁世凯则说：“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途，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不知是不是商量好了，两人的倡议之异曲同工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盛宣怀与袁世凯的协同性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他们俩也是步调一致，同声共气的。
1900年6月，义和团正闹腾得生龙活虎。盛宣怀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在他看来，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只会激起洋人的怒火，他们“刀枪不入”的金身绝对挡不住洋人的枪炮。一旦把洋人惹怒了，那整个国家都要遭殃。所以，为了保护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地带的洋务工商企业的经济利益，就要和洋人们商量妥当。为了这个目的，盛宣怀就组织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各大省的督抚们商量着不按朝廷的命令行事，而抱成团不与洋人过不去，以求自保。袁世凯对此心领神会，当盛宣怀为扩大互保区域来拉他入伙的时候，他不仅一口应允，而且在行动上颇有创新，尤其在保护洋人及其在华设施方面，其恭顺程度比东南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初，盛宣怀就“东南自保”的事征询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早就觉得慈禧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唱对台戏的做法过于孟浪，认为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自取覆灭，使我无一片干净土”。他在回电中得意洋洋向盛宣怀报功：山东不仅“仿照”东南各省派兵保护洋人及教堂不受义和团侵犯，而且办法更为妥帖，明令全省，“倘有猝不及防”，让洋人蒙受损失，还要“照数赔偿”。
当年夏秋之际，沙俄利用联军入侵的机会，趁火打劫，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并逼迫盛京将军增祺签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了使沙俄独霸东三省的既成事实合法化，俄国政府想要以签署交换东三省的“合约”为诱饵，从清政府那儿获取更多的权益。清廷中的高层担心一旦签了俄约，势必引起其他列强纷纷效尤的连锁反应，所以打算“缓签”或干脆“拒签”。盛宣怀就其中的一个。为了保护“互保”局面，他极力主张拒签俄约。
1901年1月，沙俄政府不得不放弃中国政府拒绝承认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转而逼迫中方代表杨儒签“正约”。盛宣怀早就预料沙俄不会因为清政府不承认增祺签的条约而善罢甘休。早在1900年12月底，中俄彼得堡谈判还没有举行时，他就曾询问过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表达了与盛宣怀完全相同的拒签俄约的看法。而且，他还给盛出了个主意，要他赶快做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工作，去其“成见”。果然在做了李鸿章的工作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先议“各国公约”，回过头来再讨论俄约，于是电令杨儒正式拒绝俄方的签约要求。
这么看来，盛宣怀和袁世凯两人真是如双胞胎兄弟般同气连心。出自同门，观念相近，行动也协同，后台靠山又大体相同，这两个人联手打拼也自然是珠联璧合。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做出这个人应该是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判断是理所应当的，而他对于袁世凯的推助的不遗余力也是顺理成章的。
“中外推公”
1900年7月，李鸿章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披挂上阵担任“议和全权大臣”，准备来收拾慈禧留下的烂摊子。
发起促成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并主持同八国联军议和的正是盛宣怀。
7月中旬，他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要让两广总督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的意见，几天后，他又跟天津的荣禄联络，建议迅速调李鸿章来总督直隶。他断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紧接着，盛宣怀又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合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电奏，请求朝廷立刻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洋人谈判，以挽救危局。一筹莫展的朝廷在盛宣怀这样大力鼓动下，也觉得要平定这场祸水，非得镇压内乱经验老到、对付洋人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出马不可。于是即刻下令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议和全权大臣”。
不过，盛宣怀早已看出李鸿章是强弩之末了。即便他宝刀不老，依然能迅速化解危机，完成议和任务，也必定会大损国威。毕竟，洋人在义和团手里吃了亏，这笔账肯定要问朝廷讨回来的。李鸿章纵使再过资深，但处在如此弱势的地位，不答应他们一些要求，议和必定是难以达成的。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上赴职途径上海的时候，就密会了盛宣怀，当时就已经向盛透露了自己的绝望：“和局定，我必死。”
因此，盛宣怀一早就开始物色一个能够接替李中堂的铁腕人物以继承李鸿章倒下之后的空缺。而同出一门的袁世凯，与他“交情甚笃”，他们在有关时局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也基本相同；而且袁世凯经营山东数年，在实力和声望方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仅他掌握下的山东各地的旧军以及新练的武卫右军就已有近两万众，这在当时已是一支不小的力量。看来，这个人非袁世凯莫属了。在李鸿章北上还没几日，他就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函中明明白白写道：“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紧逼北京时，朝廷惊慌失措，直隶一篇混乱。盛宣怀就已经带头提倡议，并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率兵北上进京，以“清君侧”。但袁世凯不想冒得罪京城里的顽固派的风险。在他看来，与其孤注一掷，插手乱局，不如暂时拥兵济南，坐观成败，等待时机。于是，他借口“恐中途先败，实难照搬”，推托了过去。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缔结。两个月后，李鸿章果然走上了自己预言中的道路，他一病不起，最终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吐血而亡。就在李鸿章临死之日，盛宣怀电告袁世凯：“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所谓“北门锁钥”，指的就是北洋大臣的位子。同一天（1901年11月7日），他又致电王文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直督一席，慰庭颇负众望。”
当时朝廷正在为是否与俄国签约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