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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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同留日革命团体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7月,来自各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原因、形势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孙中山提议该团体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由黄兴和宋教仁发起,在东京召开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确定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人为执行部干事。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地区、国别设立分会。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
它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日益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11月,同盟会在东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把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概括、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清政府,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独立的中国,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民族革命。民权主义就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即核定全国地价,现价归原主所有,以后的增价为国民共有,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和对立,完成社会革命。同盟会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动员和组织群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成了革命派的战斗旗帜和思想武器。但是,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纲领,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更没有彻底地反封建,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些都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中国同盟会及其纲领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它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增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同盟会的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革命高潮的来临。
77。中华民国成立
同盟会成立后,于1907年5月举行黄花岗起义,9月举行钦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又举行广州起义,都失败了。失败换来了教训,总结出经验。于是同盟会于1911年10月10日再次起义。
蒋翊武、孙武率领武昌新军于1911年10月10日晚7时起义。
起义军在吴兆麟、熊秉坤、程正瀛带领下,午夜,进攻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攻来,枪炮震天动地,战火染红了武昌城的上空。
总督府已乱成一团,总督瑞澂已失去往日的威风,急得像热锅卜的蚂蚁,团团乱转。这时几名总督府的特别警察匆匆跑到瑞澂面前说:“大帅,后墙打穿了,请大人快走!”。
瑞澂无可奈何地瞅了瞅他镇守一年的湖广总督府,叹了口气,逃到长江水师的“楚豫”兵船上。
硝烟渐渐散去,在起义军和市民的欢呼声中,武昌城迎来崭新的一天。这一年是辛亥年历史上又称作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了,原武昌军队中的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总督。总督府下设四个部:
司令部总长:黎元洪兼任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参谋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吴兆麟政务部长:汤化龙。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船回到上海,黄兴、胡汉民、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前往码头迎接。在车上黄兴向孙中山介绍说:
“第二次停战延期的协议已经达成了,由南北各省所推举的代表召开了‘国民大会’也已通过了国体案,大多数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立宪。”听到这里,孙中山追问一句:“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吗?”。
黄兴想了想回答说:“在会议开始时,曾得到一份袁世凯给各省的通电,那电文上说是他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共和。但他的全权代表却公开表示说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立宪。”。
孙中山听到后说:“哦——如果这样,我们倒要重新认识一下袁世凯的为人了。”。
坐在角落里的汪精卫,听到此,觉得这是给袁世凯说好话的时机,便接过话题说:“我在北京见过袁世凯,他也是汉人,不甘心为清朝卖命,西太后死后这两年,一直被摄政王载沣视为眼中钉。他亲口对我说过,他亲自下令北洋军停止向武汉进攻的。
此次,他派全权代表来上海议和,表明有不愿同胞相互残杀的愿望。现在,以美国公使朱尔典为首的各国公使,都支持袁世凯。
如果我们利用袁世凯的实力,促使他采取行动推翻清朝,既可使革命成功,又可避免列强干涉和同胞流血。”。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一番话,若有所思面对窗外。对于袁世凯,他不陌生,此人狡猾诡秘,善于变化,是个捣鬼有术的人。
是他出卖了光绪,使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又是他使武汉革命志士1。2万人丧失生命。对这样的人是万万不可轻信的。
这时坐在汪精卫身边的宋教仁说:“袁世凯究竟有多大诚意,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我认为目前首要问题是亟须组织革命政府。现在已有17个省光复,三分天下我们已占有其二,组织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有了自己的政府,对外就能借款,世界列强也会支持我们。这既可以打击和孤立清廷,又可以避免列强出兵干涉革命。”。
孙中山听后连连点头说:“建立革命政府是当务之急。革命政府建立之日就是清政府覆灭之时!”。
黄兴高声插话说:“眼下17省的代表正在南京开会,议论组织政府,这正是实现逸仙三民主义的大好时机。”接着他脸转向孙中山说:“我提议由你出任政府总统!”。
同车里的人都表示赞同,汪精卫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也随声附和。孙中山眼里闪着热情的光芒:“我感谢诸位的厚望!如今元凶未灭,成败未可预睹。我们革命党人是以推翻清廷为己任,决不是以谋一总统为目的。”。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召开,独立的17省有45名代表出席会议,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乘火车前往南京,晚10时,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大厅里灯光如昼,窗户和棚顶缀着七彩纸花,主席台两侧各挂一面鲜艳的五彩旗,横幅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11个金光大字。
当孙中山步入会场,各省代表、军官和十几位外宾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共和万岁!”孙中山双手高举过头,鼓掌致谢。孙中山登上主席台,就座大总统位,各省代表与军政人员身着礼服,分列两边。伴随着庄严的礼炮声,就职典礼开始了,军政人员向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行三鞠躬礼,17省代表团又推荐一人登台致词:
今日之举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清朝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当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从1895年广州首次起义开始,经历了16年的风风雨雨,有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才赢得今日的胜利。想到此,孙中山缓缓地举起右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全国国民宣誓:“倾覆清朝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云,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日子,在中国大地上,统治了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制制度结束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世界东方成立了!
78。新文化运动
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公开下令祭天祀孔、尊孔读经。在社会上,孔教会等各种组织纷纷出现,他们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公开宣扬鬼神迷信。为了扞卫共和、反对倒退,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动了一场旨在救国救民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往北京,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积极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辛亥革命前,他就积极从事反清斗争,曾在日本组织爱国团体,倡导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参加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1916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后,他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猛烈地抨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大量涌现。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李大钊、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等先后加入编辑部,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它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鲜明地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提倡科学就是提倡自然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迷信。陈独秀抨击君主专制的腐败,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续数千年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在科学旗帜下,《新青年》上登载了许多介绍着名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事迹和关于医学、物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其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针对尊孔复古逆流,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家学说,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陈独秀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是阻碍中国人民觉醒的最大敌人。倡导者们还以进化论阐明孔子学说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它与民权、平等的民主共和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