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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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登基后，先是令韩观练兵江西，节制广东、福建。不久理定诸县叛乱，于是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镇广西。
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本意并不是欣赏他的嗜杀，而是考虑到韩观的名声在广西苗、瑶、壮等土民当中有着“止幼儿啼哭”的效果，对稳定广西局面能够起很大作用。可惜韩观多半是会意错了，看到新皇登基后很快就启用他为征南将军，喜不自禁。为报圣恩，韩观便再次大开杀戒了。
根据历史记载，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北方，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地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按道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挺身而出”为由，派遣兄长秦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乱骚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乱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点儿油水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强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妻子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交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朱棣揉揉太阳穴，想了想，缓缓说道：“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不过，祖制也规定应该对那些夷狄威德兼施。如果禁止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那么威德兼施也就谈不上了。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什么时候应该怀柔什么时候应该施威，在当地的韩观最为清楚。罢了，解缙。”
“臣在。”
“你来拟旨。”
“遵旨。”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卿此次处理理定诸县山贼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身入险地大获全胜，剪恶逆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卿实乃朝廷一佳臣也。即着尔派人监押首凶解京严惩。所有有功人员报部记名议叙。”
一会儿之后，解缙将写好的圣旨交给朱棣。朱棣草草扫了一眼，顺手拿过黄俨递过来的玉玺盖了印，然后又说：“你再拟一道密旨。”
“爱卿平定民乱无需王都忧心，然血腥太甚，伤的终究是我大明的国体，无益于蓄积国力。剿抚相辅更宜，可竞全功。”
官员们根据这段日子的接触，觉得朱棣是一个比较容易伺候的皇帝。可是今天听到大捷的消息，朱棣所下的明旨倒没什么问题，毕竟是“览奏喜甚”——但他面上却只是一副不喜不怒、不咸不淡的神情，这便令热衷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们深为迷惑了。紧接着，皇上居然当着大家的面又拟了一道密旨——密旨的基本要素是不为他人所知，这样当着大家的面拟写的旨意怎么能称为密旨呢？从密旨的内容看，皇上又似乎对韩观的所做所为并不欣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着大臣们面面相觑的精彩表情，朱棣哭笑不得。如果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员不以揣摩上司心思为第一要务，恐怕行政效率提高十倍都不止。
“你们大概是在奇怪，朕为什么要给韩观发一道明旨一道密旨吧？”
这个问题大臣们并不好回答，所以底下只稀稀落落传来“臣愚昧，请皇上明训”的回答。
“打了胜仗的将军自当抚慰，因此朕以明旨嘉奖，给予韩将军体面。朕又接着以密旨训诫，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太祖皇帝曾说过‘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因此，那些夷狄也是朕的臣民”
底下的官员们开始拍马屁。
“皇上仁德如天度量汪洋”
朱棣不耐烦地摆摆手。
“夷狄虽大多未受教化，但也知道趋利避害的道理。我堂堂大明威震四方，那些土民部落少者仅数百人，多者也不过万余人，若无特殊缘故又怎么敢轻易冒犯天威？归根到底，还是地方官吏处事不当激起兵变。”
吏部尚书蹇义奏言道：“圣上，不如规定：地方上如果发生民变，则对地方官吏严加处罚。这样一来，地方官吏或许便不敢对夷狄百姓太苛。”
朱棣想了想，问道：“诸臣工认为蹇尚书的建议如何？”
大臣们相互交换了眼神，然后纷纷说道“臣认为此建议可行”、“臣附议”、“若如此，当可保地方不生民变”
朱棣眉头一皱，正准备反驳，却见翰林院修撰杨荣站了出来。
按道理说翰林院修撰只是从六品，本该连参加早朝的资格都没有。不过由于杨荣入值文渊阁，能够参预机务，虽位卑却权重，因此能够参加早朝。
“臣认为不可如此。如果为了制止地方官员苛待少数民族宣布‘一旦少数民族反叛便严惩地方官员’，那么当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百姓发生纠纷，或者是少数民族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地方官员就会竭尽全力安抚少数民族。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就会慢慢滋生骄横之气。随着时间流逝，当地的民族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最终会来个总爆发，同样避免不了流血事件——而且后果或许会更为严重。”
朱棣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么说，你认为应该维持原状？”
杨荣瞟了朱棣一眼，正色道：“如果放任不理同样不妥，地方官吏清廉有能力便好，若地方官吏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夷狄百姓，终究会迫使百姓们揭杆而反。”
朱棣饶有兴趣地望着杨荣：“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荣斟酌着说道：“小臣认为，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真文章，也是长文章，要一步一步去办，才不致干碍祥和之气。”
“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苗、瑶、壮、白、彝、纳西、哈尼、傈僳、傣、普米、佤等狄夷，很多都是参错而居。这里很多地方，名义上说是归朝廷管，其实山高皇帝远，各自占山为王，相互之间不时争地盘打冤家火并。或许，可以在以夷治夷上做些文章。譬如说，让夷狄之间相互管理，实施保甲制度。若是有小股夷狄反叛，可责令附近土司全力剿灭。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省军费，另一方面，当地土人比官兵更熟悉当地环境，剿匪时比官兵的战斗力也强些。”
朱棣不禁用欣喜的目光看了杨荣一眼。历史上的杨荣“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在朱棣的印象中，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处理蒙古问题上，想不到他对西南事务的想法上也有如此见地。
想到这里，朱棣微微笑道：“难得你如此年轻，有这种见识已经很不错了。”
朱棣之所以认为杨荣的想法不够完善，只不过是作为穿越者，他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因此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出预防措施罢了。
注1：见过南京皇宫的平面图，主殿实在是出乎意料的少，所以借用北京紫禁城内的宫殿布局。
注2：为情节需要，将时间稍稍改动。将来这类事就不作特别说明了。
第五章 西南政策（上）
明朝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其实很不错。
明朝在西南设立三司及巡抚等与内地相同的政权机构，同时根据当地民族情况，建立了“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即利用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沿袭充任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以便于依据地方经济情况“额以赋役”，政治上听从封建中央的“驱调”。明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从形式上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的组织系统，较前代土官制度更为完善。毕竟以这种形式操作，既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根本利益，又能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
在贡赋上，土司按照本民族地方的具体情况向人民征收各种贡物赋税，然后以其中的一部分金银和谷物通过都司向封建王朝中央上缴。无论其赋税比例还是徭役程度，与汉族同胞相比均相对较轻。少数民族底层人民的生活之所以会非常困难，一是自然环境所致（注1），二是土司对本族部民的剥削过于残酷（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大多仍旧处于奴隶制或半奴隶制社会）。
如果不是“安南遣使朝贺并请封”的事件即将发生，其实朱棣倒也没想过要改变西南的地方政策。
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安南陈氏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后来，黎季犛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黎季犛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之后，黎季犛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胡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自顾不暇，自然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
明成祖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其中，胡汉苍派遣的使者在朝贺的同时，还请求朱棣进行册封。朱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