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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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2)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县’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臣父之所为,更无办法。”西太后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曾纪泽答:“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满意地说:“你办事倒很细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纪泽携眷离京,转沪起程赴法,出任常驻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俭以养廉”的家训,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言。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惟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他请予拒绝。可见中巴建交,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曾纪泽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后谈判达10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经他的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已收回,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并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的权利。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六月,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不久,迁兵部左侍郎,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间,他关心外交诸事,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的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称“郭曾”。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年五十一岁,谥惠敏。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其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文鼓舞人心,足能壮民族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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