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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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说小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第十辑 拒绝游戏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
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
没法狡辩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
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