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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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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阅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第二节孙中山、黄兴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年,号庆午、竞午。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北上后之八大政纲
  八月下旬,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意在调和各派党见。九月二十九日《时报》载有总统府秘书厅通告八大政纲文:
  1913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
  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之办法  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
  陆、赵两阁,本皆承袁意而组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
  


第三节宋教仁之遇刺
  袁席北洋军队实力,攫,临时大总统而有之,任用多其本系,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冬电(2月2日应的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来函应的函件。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智庵,赵秉钧号。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
  (6)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7)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8)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证据确凿不移地说明:袁世凯决定要暗杀他的政敌宋教仁,叫特务头子赵秉钧去执行。赵手下有个秘书叫洪述祖,跟上海流氓帮会有往来,赵叫他物色一个流氓去办这件事情。洪找到了大流氓应桂馨,许以厚利,叫他执行暗杀任务。通过洪的介绍,赵发下密电码一本,与应直接通电联系。随后赵察觉到直接通电容易暴露,便又叫洪到上海向应说明,以后由洪居间联系。洪回到北京后,一面写信催应从速动手,这就是密函中所讲的要“做一篇激烈文章”,一面向袁汇报情况,袁许以事成之后以勋位为酬。
  宋教仁遇刺前,宋案幕后指使赵秉钧给刺客的手令密件  洪述祖并非无名之辈。清朝末年,他做过直隶候补道,跟唐绍仪拉上了交情。袁任内阁总理大臣时,通过唐的介绍,他上了一道秘密条陈,主张袁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以便从中取利。袁虽没有直接表示,可是心中暗暗赞许。后来唐组织内阁时,派他为内务部秘书,此后他便成为内务总长赵秉钧身边的一个谋士,有时也能直接跟袁交谈。
  应桂馨又名夔丞,是上海流氓帮会的大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中部同盟会联络会党军警起义,他投机混进了革命阵营,陈其美任为沪军都督府谍报处处长。沪军都督府撤销后,转入江苏都督府任江苏巡查长。他自称“中国共进会会长”,吹嘘全国共进会会员在1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武士英是山西人,年22岁,就是在应桂馨家中被捕的那个矮子。他在云南当过营长,因军队被裁流浪到上海来,加入了共进会,成了应桂馨的门下食客。
  此案发生后,只有一两天工夫,就把全部内幕揭穿,人证俱获,铁案如山,全国人民无不为之骇然。原来当今大总统是这样一个货色,他手中持有两件法宝:一件是黄金,一件是白刃。他对付一切政治敌人总不离乎这两手:要么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么用武器暗杀掉。他曾经用金钱和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而无效,就决定用另一手来对付他。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闹得通国皆知,袁做贼心虚,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缉凶命令,讲什么“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装腔作势地说了些“暗杀之风,万不可长,尤乖人道”的鬼话。他知道单靠一纸命令不能杜人之口,于是又派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竭力解释宋案与他无关,千万不要误会。刘与黄兴、宋教仁都是华兴会的老同志。他到上海后,黄兴和国民党人骂他做官心热,变节求荣,他只得灰溜溜地回北京去了。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袁、赵二人心慌意乱,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楼阁的文章,企图转移视线。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这篇文章请出梁启超、汪荣宝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杀人主谋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
  这篇文章也仍然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在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即使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赵秉钧,也不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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