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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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４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１．５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２．２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０—１．３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１．５米—１．９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１．９米—２．２米为灰绿色细砂岩；１．３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要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５９厘米。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但众人于心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６０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１２时５８分。
２小时零５８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惯有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再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
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不知道。
当然，这位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我们探测的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九十年代后，随着科技大潮席卷全球，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探讨的愈加深远，同时也随着世纪末一天天的到来，人们对“北京人”的渴念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执著，同时也更加迫切了。作为继裴文中之后曾在１１天之内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贾老今年９２岁，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贾老能活到这个年纪，自然算得上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了。想当年，贾老去周口店时才２０来岁，后来小贾变成了老贾，再后来老贾又变成了贾老。没想到，７２年一眨眼便过去了！如今的贾老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却能夺得“三个院士”的头衔，这如同他９２岁的生命一样，能说不是又一个奇迹？
进入九十年代后，贾老的生命意识里更是有了一种非同往常的紧迫感。他虽已离开岗位，归隐书林，却依然很忙。然而很忙的贾老，始终念念不忘的，惟有周口店和“北京人”！
多年来，我们对贾老不知有过多少次拜访；对周口店的保护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交谈。每次交谈中，贾老除了流露出对周口店与“北京人”深深的关切和难以割舍的眷恋之外，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忧。
如今的周口店早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已是门可罗雀，名不副实；“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音信渺茫。作为亲自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并把一生都交给了周口店的贾老，心里自然着急。于是，如何设法保护好周口店现有遗址，尽快找回丢失的“北京人”，便成了贾老生前最后一桩心愿。
多年来，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贾老做了大量繁琐的工作。１９９８年夏季，当北京电视台发起一个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最后寻找”活动时，已是９０高龄的他还积极响应，并与１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携手寻找“北京人”！该信全文如下：
斗转星移，记载着无数光荣和苦难的２０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来迎接新的世纪？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一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之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其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下落不明了。
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愈来愈急切。
我们在想：这样一件发现于本世纪初的人类科学珍宝，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遗失，而今天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使它们已经损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
当年“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涉及到战乱中多个国家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线索可能流失于民间。现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访有关的线索。
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线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来帮助寻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
贾老等１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这封倡议信公开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这代表的不仅是以贾老为首的１４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心愿，也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心愿！于是，不少中外人士或打电话或写信件，提供线索，发表意见，纷纷开始加入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从而使九十年代的中国，继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热潮。
寻找“北京人”的热潮掀起后，让一位多年埋头于书斋的“老学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位“老学究”，就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副教授何振明。
何振明教授今年５４岁，陕西西安市人，已在北大执教近２０年。何教授除完成自己担任的地理课程外，平时还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学识深奥难懂的《易经》、《道藏》等历史典籍，是个学富五车，知识颇广的知识分子。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和探究，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尤其是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的探究，有着非常奇特的方式与见解。
早在１９６３年，何教授还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一名学生时，他就亲自到过杨钟健和裴文中发掘蓝田人的现场，对“北京人”进行过探寻。１９７９年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一次，路过陕西武功县的一个窑洞前，发现一块非常奇特而又很硬的石头，热爱考古的他，居然将这块沉沉的石头带回了北京。后经北大考古系的一位专家鉴定，这是一块相当古老的石头，上面还有猿人留下的痕迹（此石至今仍存放在何教授家中）。此后，何教授对猿人及猿人遗址更是厚爱有加。
１９９８年７月７日，何教授看到贾兰坡等１４位院士为寻找“北京人”而发表的倡议信后，一夜难眠。作为搞学问的他，深知“北京人”对人类远古历史之研究的重要，便想法找到了贾兰坡的通讯地址，给贾兰坡先生写去一封亲笔信，首次披露了自己多年来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研究的秘密，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再次拜访贾兰坡先生时，深知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为寻找“北京人”之事而苦苦奔波的贾老，慷慨地将此信转交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征得何教授本人同意并请何教授对此信重新作了订正，现将这封信公布于后，请大家一起来看看，何教授在信中究竟是如何推断“北京人”下落的：贾兰坡先生：您好！
“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已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但“丢失在美国人手里”似成定论。而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当时任教于燕大的“林迈可（译音）”先生似曾染指此事，配合某“行动”的似有原协和医学院任职的大夫及杨××，及当时的校工白××等人。其地点：①北大未名湖畔数处均有可能；②慕田峪长城段；③红螺寺；④李莲英“鸡蛋坟”（文革中被破坏）；……时因燕园（今北大校园）乃光绪皇帝父奕□之私宅之一，史载为蔚秀苑一带，苑中埋有许多无法展示于世的“古物”；其中有“石榴园”的古人类遗物（地点在正建的“理学楼”），是戊戌政变后清室“军机处”成员埋建的，时有“燕山猿人遗骨”和元代宗室离京时掩埋的波斯古物及历代陶器（均已毁，部分残片在我处），一部分被夏鼐之子夏正楷先生和考古系某教师分别收藏，原物被基建人员毁已散乱，实在可惜。因笔者解读有关文献和碑文，恰在基建挖出之后（晚十二天）未能及时保护。
上述部分人质，尚有清王室后裔。对“燕山猿人”（最早为努尔哈赤时代发现，传至康、乾，先后被供奉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和圆明园基地，后两次遭八国联军等毁坏，才被移至奕□私邸———燕园暂埋，未及整理，天下大乱，清王室便倒台……）及祖传“十二盘龟甲”（也是努尔哈赤从其父手中接下来的……）和非洲“祖母手臂骨”一起曾几经周转（防止日伪人员，俄、德、英、法等情报人员劫掠），分别安置在雍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