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成熟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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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场合的战略讨论中，许多人自然想到了“战略支点”或“战略杠杆”问题。所谓的“战略支点”或“战略杠杆”；来自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的说法。当国家遇到内外危机的时候，有时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举动，确实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在这方面，许多人会想起1979年邓小平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面对越南的长期挑衅，忍无可忍之下，在中越边境展开了一场对越军事行动，当时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3月5日，深入越南腹地、几可兵临河内城下的中国军队，在最高领导人的一声号令下，果断从越南抽身撤兵。整个对越军事行动持续仅半个多月，虽由于种种原因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却极大地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中国媒体语）的气势。
这场军事行动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亮点：一、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战略环境下，中国在南部国境线成功“教训”了苏联的马前卒——越南。而在北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却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军事反应，这几乎就像今天某个富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三”当众被人玩弄甚至蹂躏居然毫无反应，其心理初看似乎令人费解，其实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二、这场军事行动成功获得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信任，继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向西方世界敞开的大门。
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百废待兴，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亟须收复民心，另一方面也亟须树立自己的权威。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两个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宣布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前三个星期，邓小平访问美国。
这些单纯时间顺序上的罗列，似乎已在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1979年的对越军事行动，是一次政治和战略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的行动，真可谓“打击了越南，教训了苏联，给了美国一颗定心丸”。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成功地找到了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并“撬起了地球”，即改变了中国面临的战略格局，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
第一章 中国的战略反思（13）
也许是看到了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略亮点”，今天的中国民间如前所述，一直有一种“打还是不打”的骚动。2011年10月底，北京《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龙韬”的文章，题目是《海上摩擦中国不能只会谈判，必要时应杀一儆百》。文章首次提出中国应在南海问题上“杀一儆百”，“让南海上空响起一些炮声”，发表后引起密切关注。
文章说，总体上中国不愿意用军事手段解决海上纠纷，中国认为当前是发展经济的战略机遇期。但一些周边小国的咄咄逼人逐渐使中国人悟出，它们把中国的战略克制也当成自己的战略机遇期，试图利用这段时间扩张海上利益，逼中国让步。“南海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菲越等国的行为很像趁火打劫，它们认为中国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使得它们可以搭团队的车，起哄捞中国的便宜。”文章指出，虽然反击对中国意味着一定的麻烦，但如果那些国家当下制造的麻烦和长痛太多，听之任之的风险远远大于中国改变政策带来的风险，那么反击就一定会发生。
文章警告，中国不能只会谈判，必要时应当杀一儆百。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用让步购买和平，一旦中国卷入海上军事冲突，未必就如一些人预言得那么可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南海等敏感海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可能是近年来最高的。
据悉，署名“龙韬”的作者，是中国大陆一位素以强硬立场著称的军方人士。但文章发表后，正当各方密切关注之际，中国外交部连忙撇清军方与这一评论文章的关系，发言人姜瑜表示，媒体的评论只代表媒体的观点，外交部不进一步评论。她重申，大陆奉行的是睦邻友好的合作观及和平发展战略。
从战略角度出发，人们有必要对“中国必有一战”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战略困境展开思考。今天中国的地区处境，就南海问题而言，关系到东南亚的“二元战略”及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择边心态。坦率地讲，正如中国军方学者所言，某些东南亚国家一国海军仅相当于中国一个舰队的实力，因此“打还是不打”显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更多
是其背后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经过一场或几场可能的海上军事行动，中国在收复了一些岛屿的同时，究竟在地区战略格局上是得还是失？具体说来，若以1979年对越军事行动作为战略参照对象，那么“南海一战”，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最终要打击谁？需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给哪些重点国家？中国将把正在中美之间艰难择边的东南亚集体推向美国一边，还是可以成功地分化东南亚国家的阵营？……
这些问题整合起来，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清单。在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清晰解答之前，所谓的“打还是不打”就是一个伪命题，或是一个仅考虑军事意义，而完全忽略军事行动背后战略意义的简单命题。
在中国目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笔者不反对以一场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扭转乾坤，但有两个关键：一、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必须尽全力减少士兵的生命牺牲，多采用高科技的战争技术；二、检验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的标志，不是视其是否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到底是战略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还是军事意义大于战略意义，若是前者就是成功，反之则是失败。
以此来看，在南海问题上发动可能的军事行动，若军事行动成功了，但却将东南亚国家全面推向美国一边，那么这场战役在战略上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它将使中国的战略处境更为艰难；若能像1979年邓小平所做的那样，打了越南，但却令在中国东北部陈兵百万的苏联虽咬牙切齿，却不敢有半点动作，那就将是一个极大的战略成功。可以想见，邓小平当年做出攻打越南的决策时，需要多少情报的支撑，又需要多少高瞻远瞩的战略研判和勇气？
坦率地讲，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若中国针对某些国家的挑衅采取“杀一儆百”的军事行动，存在着取得柳暗花明的战略效应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某些挑衅中国的国家虽然已开始抱团，但其内部毕竟还有相当程度的立场与利益分歧；二、虽然南海问题背后有美国的影子，但美国要在南海军事行动上完全站在某一个挑衅中国的东南亚国家背后，恐怕也不太现实。
就决策机制而言，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评论员，很久以来就一直建议，中国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元首的统率下，协调军事、经济、科技、情报和地方的各种资源，以达成某个具体的目标。现在看来，至少在策略层面上，这一问题有必要再次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了。
中国的外交战略何去何从？中国外交战略到底是持续温和，还是走向自信或强硬？这是今天中国许多民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导致许多民众内心产生不满的诱因之一。从表层来看，中国外交近年一方面呈现积极有为的迹象，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创造性地积极介入，但另一方面则又显得颇为被动，甚至处处被动。上述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就是两个集中的例子。
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到90年代第三代领导人提出“大国外交”，中国外交在最近二十多年里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转型。但所有的微妙转型，都比不上最近几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