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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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2）
看来曾茂朝埋伏的这支“奇兵”出师不利。其实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这在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我们的国家则叫做“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说法不同，就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一回事。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家公司，若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你可以向银行借贷，可以向社会募集，当然你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从向银行借贷，更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东西，所以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可以建立“血汗工厂”，依靠克扣员工工资，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赚取超额利润；可以偷税漏税，或者走私；可以依靠当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紧缺以及价格的“双轨制”—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的差价，大赚其钱。所有这些都在学者的语言中被归为“中国民间企业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说，“原罪”就是企业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又像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 柳传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机会进入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细耕耘，他们也许会试试。不幸的是，那时候他们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柳传志的经验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计算所。毕竟过去几十年里都在传统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种铤而走险的气质，在银行业也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信誉。尽管公司的宗旨在于脱离计算所的体系另辟蹊径，但是谁都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资源还是在计算所的传统体制中。那个时代中国科学院给人一种神圣的印象，计算所又是中国计算机业最早的摇篮，全中国计算机行业里最有声望的人，几乎都出自这里。公司的职工走到外面，只要一说自己是计算所的，人家的眼神里面就会多几分温暖和信任。 计算所的经历为公司增加了信誉，并在计算机的早期制造中提供了无法估价的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帮助联想将所有竞争者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在公司开创的最初几个月里，柳传志也一定能体会到，曾茂朝所谓“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非言过其实。比如公司早期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国科学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又比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1985年1月21日将科学院拥有“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令周围大小企业艳羡不已。“外汇额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意思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使用外汇都须置于国家计划之中，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不得随意胡来，如若不然，轻则违纪重则违法。所以周在批文里所说“这是一种特别的优惠”，并非言过其实。 1985年12月，也即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够在独立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但是柳传志坚决不同意。效忠与背叛构成了当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常态。柳传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也就越是要让自己更像一个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总结大会上宣称：“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轨道。”在以后的20年中，公司内外的人们无数次提起这个话题，人们渐渐倾向于认为，计算所掏出20万元便每年坐收渔利数千万元，实在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对于将这家公司的财产归属于国家，也有人提出质疑。似乎只有柳传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为计算所辩护，这一天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次。 他还一一历数公司一年来的业绩。那些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业务，诸如石化部天津总公司的管理系统工程、国家体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钢铁厂自动管理系统、电源成果的转让、开发网络、推广简易终端、软件的收集和改造等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不上台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情可歌可泣，因为它们总计为公司带来350万元营业额和250万元利润，还证明如果不是行走在计算所的“统一发展轨道”上，公司将一事无成： —KT8920大型计算机。本由计算所单独承担，计算所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 —中国科学院购买500台IBM的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修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 —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毛利7万美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关于倪光南和他的“汉字系统”，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只需说明一点，这一技术在计算所历经10年的研究，在来到公司之后不过6个月，已经售出至少100套，为公司带来大约40万元的毛利润，也让柳传志看到了公司的未来之路。
忍辱负重
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柳传志 某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柳传志的心头：他渴望找到一条道路，靠着它，把计算所里那些新奇的发明卖给千家万户，让技术变成利润，实现自己的梦想，甚至还能贴补计算所的研究经费，回报曾茂朝的知遇之恩。他已经洞察自己的短处：在科学的领域里缺少专注和激情，也没有一鸣惊人的才干，比起计算所里的许多人，比如倪光南和陈大有，要差许多。但是他明白自己有个长处与众不同。“有的人像一颗珍珠，”他有一次对朋友说，“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他已经40岁了，不可能再改变自己，但他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1）
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目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 倪光南加入公司的种种情节，后来被媒体无数次地加以描绘。记者、作家、官员、公司的领导者，甚至包括柳传志本人，那时候都倾向于给这个故事赋予传奇色彩和道德的光辉。《科技日报》说他是个“有着改革思想的科学家，有着以市场为目标来判断成绩的价值观”。《科技开发动态》说他是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开路者”。有个作家，刘绍棠，说他拥有菊花般的品格，“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西风”，因为他拒绝了加拿大的高薪聘请，乘坐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满眼挂着“晶莹的泪水”，还高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更多的报纸则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日公司柳、王、张三人恳请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有个名叫越山的人说：“就像当年刘、关、张三访隆中。”另一个名叫韩少华的作者想起诸葛亮和周瑜谋划赤壁大战的故事，所以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各自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写在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竟是三个“倪光南”。 其实这些描述中牵涉的事实，大都附加了作者的想像，难免夸张，诸如“三个‘倪光南’”这样的情节，更是虚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倘若一定要追究其中因果，那么我们相信，是人的本性以及当日中国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促使柳传志和倪光南有了共同的梦想，并终于走到一起。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相识已有10年。倪比柳年长5岁。柳在上海出生却在北京长大，浑身的气质已经完全北方化。倪光南则是地道的南方学者风范，身材不高，而且消瘦，不修边幅，穿着随意，眼镜后面的眼神总是聚焦在他感兴趣的人身上。两人的家境完全不同，柳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忠臣，也给这个家庭带来足够的优越感；而倪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属于国民党一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家庭会给后代带来极大压力。倪光南当然不能躲避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背景的羁绊多有坎坷，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谦虚、内敛、执著和多疑。这同柳传志那种自信、开放、充满阳光和目光四射的性格形成对照，也预示了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