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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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价格变化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消费层级的不断升级，标志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期间，一是人们的收入应该不断提高，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二是价格应该不断远远背离价值、高于价值，或者说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应该在1。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适应相应的消费层级。但是这　
　　个水平目前全国只有在几个城市才能达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还只有不到7000元的年均收入，而占全国近70％的农民年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总的变化趋势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经过20余年的调整、变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为1999年的18。2％，企业收入比重由11。1％上升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分配比重变化大体概括为从1978年的3：1：6变为1999年的2：1：7。具体而言，三者收入分配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21。2％：8。3％：70。5％。　
　　2。校正阶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则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18％：16％：66％。　
　　3。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至今）。尽管年度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进入90年代，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凋节作用增强，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趋势。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回升—过热—回落”的周期变化，居民收入也经历了由上升转为回落的过程，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稳定在1：1。06。中国躲过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危机，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经验和教训同样多，搞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交了学费。我们认为这种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们认为上述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趋近稳定存在不科学性，进而说明政策调整力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现实，这几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业、居民的收入提升则很小，至少说没有同步。这一点将在金融章节细谈。
　　我们还是认为：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也是一个很高的台阶，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需要不断的‘通胀’。
　　治理通货紧缩，不是要对过高的价格做过多的限价、管制。而是要对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则，在生产环节要彻底走出乡镇办企业、政府机关办企业、军队办企业、学校办企业…的误区，要坚决淘汰那些低层级、低水平的生产企业。中国经济的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对流通的治理、对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国这麽大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搞大流通，要有专门的流通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则，规范流通渠道。……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了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1。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据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工作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是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脱困取得进展。1997年底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数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三是重点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四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截至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4年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73家国有企业，迄今为止，90％多已按《公司法》改为公司制。中央管理的100多家国有企业已进行改制的超过半数。在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中，近300家已经上市或部分上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普遍加快了步伐，内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二是政企分开获得进展。主要表现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积极探索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实现了对国有重点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到派出监事会的过渡。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初见成效。按照抓大放小的战略，国家组建了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按照搞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的要求，坚决淘汰了一批小企业。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等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着重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小型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2。从何种层面理解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然而现实是脱困的基础并不牢固，国有企业盈利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弱。由于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十分困难，一些已经脱困的企业基础仍较脆弱；近1500户企业仍处于亏损中，还有300户企业停产，而且在原有6599户之外又新增了2100多户国有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有成”，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人们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亦不容忽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解决，相当一批应当退出的劣势企业尚未退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未得根本解决，大量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价格回升，一些地方已经关停的企业又死灰复燃，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研究开发投入和能力、管理及销售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外部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并不轻松。
　　许多例证表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是几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的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也无法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
　　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