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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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革的成功，与其说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不如说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生动的现实案例支持，从而使改革由社会认同促成上层的认同，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其二，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是“一次革命”，因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阻力和风险。正是出于对风险、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选择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样选择的动机与优先选择农村改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不仅工业基础扎实，而且观念也相对开放。先从沿海地区试点，再根据改革效果决定如何逐步向内地推进，以保证国家改革进程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改革进程从总体上呈现“外围—核心”态势，主要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中国的开放格局更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就决定改革本质上讲是无法摆脱“帕累托最优困境”。因此，稳定就成为改革推进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大幅波动和政治风波之后，稳定就成为政治左右经济改革的自然逻辑选择。但由于国家没有随着改革建立相应的补贴机制，这就使“帕累托最优困境”中的矛盾日益积累，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改革难点的主要根源。
由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际上是由于国家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很多，但成绩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建国5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责任心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极度珍惜。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采取如何应对策略与科学的战略，更好地解决问题，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
区域差距有多大
区域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困绕党和政府的经济难题，即是在经济发达的同一地区，也存在着差距。国民经济统计对东、中、西曾有明确的划分，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对中西部有不同的划分，因而这里的区域是指中国整体形态上的区域。
1。地区差距有多大？
中国地区差距主要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乃至扩大，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现象和问题。
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可以从GDP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三大指标的动态变化来看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沿革和现状。
1）GDP增长速度。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1978～2000年，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高出中部地区4个多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近6个百分点。2）经济总量。由于各地的起点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所以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总量越聚越大，占全国的总量越来越多。1978年到1994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58。5％，增加了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由31％降到27。4％，下降了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5％降到14。1％，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由40。9％扩大到53。2％，扩大了12。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由68。6％上升到75。8％，扩大了7。2个百分点。到了1999年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总量约14。7％，2000年以后，由于国家加大西部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加快。仅2001年西部地区投资4704亿，增长19。3％，比东部、中部地区分别高出6和3个百分点。3）人均GDP。1978年至199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由464元增加到6812元，增长了13。7倍；中部地区的人均GDP由310元增加到3664元，增长了10。8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由253元增加到2973元，增长了10。8倍。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2％上升到46。2％，差距扩大了1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45。4％上升到56。4％，差距扩大了11个百分点。从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看，1978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4元和211元，到1995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则分别提高到3148元和3839元，分别为原来绝对差距的20。4倍和18。2倍，差距拉大的趋势十分明显。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为30805元，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2475元，前者是后者的12。446倍。2001年上海市GDP
4950。84亿元，人均GDP约3。7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山东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38·3亿元，人均GDP约1。06万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04·5元。而西部的最低省份人均GDP不到45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500元。2。西部开发难在那里？对于东西部的差距问题，统计数字一目了然，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评价。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差距正在明显加大。另外西部开发的不利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运转不灵。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即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机制的充分作用，调节经济运行。但改革开放后，西部市场机制一直未能有效启动。从价格机制来看，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核心机能，通过它引导了市场。而价格机制只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才得以形成和表现。西部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农业、矿产、能源等基础产业，由于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矿产品、能源电力等价格要受到国家控制，其中某些产品价格前些年是由国家定价，所以在中西部的优势产业中，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而旧体制下对基础产品的定价过低，虽经过了调整，但价格偏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农产品价格为例，价格仍然背离价值，价格体系不合理。其生产经营者只能获取低收益，甚至难以实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农业、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并未能成为经济优势，相反影响到西部的整体效益，也影响了西部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从竞争机制来看。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但竞争机制作用的条件，一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企业要能通过竞争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三是尽量避免垄断和垄断价格。从这三个方面看，西部竞争机制形成的条件并未具备；其一，缺少有实力的竞争主体。在中西部占据绝对优势时国有企业由于改革滞后难以胜任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而西部国有经济外的其它经济形式发展不够，竞争实力不足，也不能担当起竞争主力，从而使得西部经济竞争力有限；其二，由于我国价格体系尚不合理，西部产业是处于劣势的基础产业，产品价格偏低，产业附加值也较低，产业发展与价值规律严重背离，无论资源开发性企业，还是农业生产者，即使通过竞争能争取到一定利益与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及根据他们提供的产品的供求状况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也相差甚远。因而使得这些优势产业竞争的原发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市场经济下以价格为手段的利益让步的竞争；其三，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垄断排斥竞争，只有在非垄断领域才能开展正常竞争。在中国，垄断并非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主要发生于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独家经营行为，这种垄断是一种国家对某些社会资源垄断。西部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格局，不可避免地比东部地区产生更多的国家垄断，这些垄断部门和企业难以通过资本转移产生竞争，因此使大量亏损或低效益的企业得以生存。其三，市场培育滞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各类市场必须具备，并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特性。健全的市场体系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但区域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就不一致，而市场的发育程度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西部经济落后，必然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健全。同时由于西部不少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较为封闭，市场发育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3。什么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发展经济学家们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其一是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代表。其二是非均衡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1957年，缪尔达尔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题的。1965年，威廉姆斯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新古典主义与缪尔达尔模型之间的冲突，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他认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最终消除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继威廉姆斯后，阿隆索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五种“钟型曲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以及区域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扩大，其后经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述差异趋于收敛。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曼、尤曼、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域模型，将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经济一体化时期。他们认为在第三阶段中，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主导大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经济向扩展效应倾斜。
1976年，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的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