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富豪杰克·菲尼-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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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筹划新的挣钱方案，却往往不切实际。11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在斯基普·唐尼家玩耍，突发奇想地用黑色彩笔在门廊上写下了“唐尼的店——啤酒、饼干”，满心希望有人能顺道进来，给他们一桩生意。斯基普的母亲看到后，告诉小菲尼：“查尔斯，如果天黑之前那个牌子还在，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但斯基普说，他母亲很欣赏查克，“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母亲叫他‘市长先生’，因为他谁都认识。”
　　查尔斯·菲尼当年就读于伊丽莎白区普林斯顿路的圣吉纳维夫语法学校，并且在八年级时成为唯一考取曼哈顿东84街里吉斯高中的男孩子。这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招收“具有卓越才能和领导潜能的纽约都市区的罗马天主教年轻人”以及那些上不起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他不喜欢这所学校，每天他必须很早起床，步行40分钟到车站，赶乘7点45分的那趟火车到码头，之后乘轮渡到哈德孙河对岸，再换乘地铁到达84街。他常常到晚上7点钟才能回到家，然后还要做家庭作业。在这样奔波的日子里，他在曼哈顿根本无法结识新朋友，而他少年时代的伙伴都已经去了伊丽莎白区的圣玛丽高中，就在中央大街尽头的一座小山顶上。经历了一年半的煎熬之后，再加上看到父母省吃俭用地为自己攒学费，菲尼把自己从里吉斯高中“开除”了。“我在一场宗教考试中因作弊被抓，不过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宗教考试中作弊，他们就会开除你。”
　　在圣玛丽高中，菲尼过得开心多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跟他一样是爱尔兰裔人，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核心人物。他在学校演出的喜剧《神圣的弗罗拉》（The　Divine　Flora）中扮演韦恩，在学校足球队里穿38号球衣。1947年，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里的“风趣先生”。他的朋友鲍勃·科根说，大家推选他为班级“笑星”，因为“他总是到处开玩笑，并且能从一切事情中找出乐子来”。1948年，他曾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杰克”·科斯特洛演出一部喜剧，当时学校的杂志登出了一则海报：“来俱乐部度过一个愉快的娱乐之夜吧！这里有美国的喜剧新秀查尔斯·菲尼和约翰·科斯特洛。”对于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圣玛丽高中简直像个天堂：在菲尼那一届，仅有35个男生，女生却有100个，而且在马路对面还有一所女子学校。那时，查尔斯·菲尼已经长成一个清瘦矫健、相貌俊秀的小伙子，“她们冲着我们尖叫，好像我们是披头士乐队一样。”科根说。

1　雨伞男孩（3）
菲尼仍想方设法赚取零用钱，他在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9洞1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或者18洞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他回忆道，“我总是寻找两位打9洞的球手。”在暑假期间，他的母亲会暂时离开护士岗位，到新泽西海滩的欢乐谷租一套公寓，接待前来住宿的客人们，菲尼就在公寓旁的小道上出租沙滩浴巾和沙滩伞，还躲在桶里当靶子，人们出几分钱就可以朝他身上扔球。他在冰球机上赢了太多的可爱玩具，以至于他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区。最后，那些机器的主人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找零钱。
　　当时，那个海滩的幕后经营者是新泽西黑手党的一个分支派系。他们售卖一些商品，包括收取25美分的沙滩逗留费。“如果你在沙滩上待一天，他们会卖给你一条彩色丝带，你要用安全别针别在身上。”菲尼说，“他们有一大帮巡查的家伙会对你说：‘小子，让我看看你的丝带。’”他母亲为房客们提供这种丝带。菲尼的一个同学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重复利用丝带或者把丝带一分为二，从而可以多得几美分。“那些黑手党的人很不高兴，而且向他们表示了不满，他们这才收手。”阿琳说。
　　少年时代的查尔斯·菲尼常常邀请朋友们去他家的出租公寓共度周末，他们就一起睡在顶楼上。早上，他带他们去一个饭店吃早餐，那个店在开门之前会把一些炸面包圈放在门外的盒子里，以供饥饿的孩子们自取享用。夜晚，他们在海边小道上玩耍，或者去看电影。斯基普·唐尼还回忆起，他曾开车带菲尼去新泽西海滩阿斯伯里公园的帕拉蒙特电影院赶赴一个姑娘的约会，那年他们都16岁。电影院后门的门卫认识菲尼，就让他们免费进去了。他们爬上荧幕后面的梯子，穿过T形台，再从另一侧的梯子下来，就来到了座位上。
　　朋友乔·卡什说，他印象中的菲尼能“让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无论何时你跟他说话，他好像总是能触及你的内心；他总是想在前面”。杰克·科斯特洛记忆中的菲尼则是在欢乐谷海边小道上兜售雨伞的小贩，“总是工作、工作，挣钱、挣钱”。
　　1948年6月，菲尼高中毕业，4个月后，还是17岁的他与科斯特洛一起来到纽瓦克的征兵办公室，与美国空军部签署了服役合同。他妹妹厄休拉说：“他是自愿的，他并不是必须得去。他还试图跟弗朗基·科里根一起早点去服役，一天晚上，他们想从家里偷偷溜走。可是他们哪儿也去不成，因为汽车启动不了！他们打算隐瞒自己的年龄，早点入伍，还想拉我入伙，帮忙签署一些文件证明他们的母亲已同意他们的行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三年，征兵还在进行，而菲尼决定在两年内无论如何也要入伍。“那时候我觉得，既然躲不过，那就早点把它完成吧，所以我签了三年的合同。”
　　军队生活在这位新泽西少年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新泽西州拉克兰空军基地接受了无线电操作员训练之后，菲尼被派往美国驻日本的军队服役。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在那里他将要开始新的生活，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在空军部队里，所有人都开始叫他查克。作为一名异常聪慧的新兵，他被分配到了芦屋（芦尾）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五空军无线电中队移动电话第12支队，驻地位于日本的南端。这是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空军基地。他所在的这个中队属于信号情报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支机构，就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破解了日本的军事密码。

1　雨伞男孩（4）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服役士兵来说，生活并不艰难。戴维·哈伯斯塔姆①写道：“美国士兵都认为到那里去服役是一场蜜月旅行。在那里，美元很值钱，日本女人很友好，很普通的士兵都能生活得像个贵族。”然而，菲尼中士却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学习日语，以充实自己的才能。他在美国军事语言学校上课，还看一些主要适合日本小孩儿阅读的日本连环漫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芦屋基地成为F–80战斗机和C–119飞机为前线美军运送补给物资的中转站。菲尼的服役年限从三年延长为四年，他所在中队的任务是，拦截日本海上空苏军飞行战斗机使用的无线电信号，苏联飞行员会记录美国从芦屋起飞的战斗机的频率。一旦突破空中的防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就会变成局部地区的热战，因此美国的飞机只能在敌军领空之外的范围内活动。有一个刚满20岁的新飞行员越过苏联的空中防线，停留了5分钟，这个时间已足够苏军进行回应，他的飞机被击落，他本人也未能生还，飞机上同行的还有两位俄语专家，他们在两天之前还与菲尼一起值班，他从耳机里听到了他们的尖叫声。回到美国后，菲尼去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探望了其中一位遇难战友的家人，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之所以牺牲，是因为那个家伙违反了非常明确的命令——不要越过空中防线。”
　　在四年服役期间，菲尼一次也没有回过美国。他在世界的另一边，那里战火纷飞。“当他在圣诞节打来电话时，我们全都坐在厨房里，等待着电话铃响起。”他姐姐阿琳回忆道。越洋电话是要付费的。“我们没有钱，所以经常是——‘不要说太长！’”他的家人从未见过他穿军装的样子。然而，《伊丽莎白每日报道》（Elizabeth　Daily　Journal）刊登了一张菲尼中士和科斯特洛下士的照片，他们都穿着美国空军制服，头发偏分、擦着“百利”牌发油，当时他们正在东京享受为期三天的休假。科斯特洛没有菲尼那么幸运，他被派往朝鲜战场，担任地面无线电操作员，不过他从战场安全归来，后来还组建了一个大家庭。照片的说明文字引用了菲尼的话：“把我和杰克分开的，不仅仅是这场战争。”
　　菲尼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军队不允许他透露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许那就是他一些秘密行踪的缘由，”阿琳说，“他出去几年又回来之后，常常坐在那儿这样”——他快速地敲击着厨房的桌子——“嗒、嗒、嗒，然后说：‘抱歉，是摩尔斯电码，服役期间用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不过他每隔一会儿都会重复，就像这样：嗒、嗒、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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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明治小伙儿（1）
1952年春天，查克·菲尼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在退伍之后使用自己将要获得的GI助学金了。在罗斯福总统1944年推行的GI法案下，国家拨出一笔钱来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进一步接受教育，后来朝鲜战争的士兵们也分享了这一恩泽。这改变了许多曾参军服役的美国人的命运，比如唐纳德·基奥，可口可乐的掌门人之一，还有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的鲍勃·多尔。斯基普·唐尼怀疑他的这位老校友菲尼从一开始就在打GI助学金的主意。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大学，但“他知道他能上，所以他为了得到GI助学金而加入了空军”。
　　菲尼来到基地图书馆，开始自学大学的课程。他在《读者文摘》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厨师的摇篮》（A　School　for　Cooks），介绍的是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学院。“我冒出一个念头：我能做这个，我可以照管人们。”这门课程可以发挥他的企业家天赋。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北部芬格湖区的伊萨卡镇，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立酒店管理学士学位的大学。菲尼从未迈入过伊丽莎白区的两个豪华酒店——温菲尔德–斯科特和伊丽莎白–卡特雷特——如今它们都已不复存在，但他很喜欢“旅行在外，环境幽雅，侍者环绕”的感觉。他递交了入学申请，不久就接到了一份通知，在东京跟一个来自康奈尔的新兵一起参加面试。菲尼学日语的那个语言学校的负责人认识面试官，“她的目光越过面试官的肩膀，看着他写下了属于我的好消息”！
　　1952年7月1日，菲尼从美国空军部队退伍，带着美元退伍费回到新泽西州，等候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离家多年的他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的父母对于他选择的大学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