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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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人们对痛苦、对丑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绝不是提升人的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因为中国人实施的竞底战略，才出现了经济快速腾飞三十年，而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的“奇迹”，也才有打工妹18~20年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悲剧。
案例：重压下的花朵——中国儿童们的竞底式生存
竞底是中国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用心观察，就可以轻易在身边找到竞底的事例。
深圳荔园小学是市里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其教学特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平心而论，荔园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是极其负责的，否则，按照竞底特点，他们不可能安稳地在一所好学校里就职。
例如某年级八个班的语文课，由甲、乙两位老师负责，学校将按各班的平均成绩、最高最低成绩等一系列基于分数的指标，来考核甲、乙的工作业绩。如此一来，甲、乙老师为了使自己班上的学生在语文成绩上胜过对方，则本能地倾向于加大学生的语文作业。
同样，数学和英语老师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他们也会加大自己这门课程的作业，与语文老师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
各科老师竞相发力的结果，是可怜的小学生们负担日趋沉重。尽管深圳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孩子们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1。首先被剥夺的，是娱乐时间，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童年的快乐自然无足轻重；
2。其次被消灭的，是正常生活时间，孩子们不再能轻松地散步，读课外书；
3。最后被压缩的，是起码的生理时间——睡眠时间。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健全的人格，而不积极协助执行老师的竞底政策，那学生立刻就面临完不成作业、退步的局面。退步的学生拉低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必然会影响科任老师的“政绩”，因此科任老师会通过排名次、课堂批评、留校、召家长谈话等一系列措施，将学生纳入竞底的“正轨”，这些“纠正措施”显然将对学生的自信心形成重大打击，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家长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真配合老师，不让儿童玩、干家务，尽量集中所有时间在功课上。
那么，能否通过转学来改变境遇呢？实际上，所有“好”学校都和荔园小学的操作模式一样，而口碑差的学校，男生变坏、女生早恋的风险，不是一般家长所愿意承受的，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2）
正如李志强对他手下打工妹的生存状态了如指掌一般，学校对儿童们的压力也心知肚明，但校长照样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采取竞底政策，学校的名次退步了，那么教育局很可能摘掉校长的乌纱帽。
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
照这样一直追溯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溯到*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明智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两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学生带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
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未雨绸缪，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作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作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两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逸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像个男人似的回答我：“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
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3）
许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并不希望走竞底之路，而是想竞优，但由于竞底大环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终不得不竞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案例：联想的竞底抉择
和华为相比，联想在中国高科技行业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逊色一些。这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1。联想只是Intel、AMD的生产装配厂，比华为的技术含量差几个数量级；
2。每年所交的利税远远低于华为；
3。联想毕竟是中科院的企业，柳传志曾经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可谓是集13亿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办的企业，与华为任正非用两万元白手起家，起点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4。柳传志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背景，1996年，香港联想巨额亏损亿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库存，经营已至绝境，最后由中科院出面担保，中国银行解决了一亿资金，联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华为早期遇到这种困境，恐怕十个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没有背景。
在联想的发展道路上，有过一次轰动一时的倪柳之争。
对IT行业的后来者而言，这桩往事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由于它颇能反映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路，因此我们不吝笔墨，旧事重提，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分析。
1984年联想创办时，既缺资金技术，也没有成熟的战略。于是柳传志邀请中科院顶尖计算机高手倪光南加入联想做总工，开始研制生产销售联想汉卡（在计算机行业，中国人只有在某个具有天然屏障保护的领域，才可能实施竞优战略，如汉字屏障下的输入法汉卡，会计制度屏障下的财务软件，信息安全制度屏障下的杀毒软件，而一旦没有了这些屏障，则无法竞优）。
倪光南不愧是技术高手，他不仅把汉卡做得很好，随后还研制出中国第一台“486”、“586”。整整十年，联想以倪光南的技术为基础，咬定“技工贸”的竞优策略，柳传志和倪光南度过了十年的蜜月期。
但汉字屏障带给联想的利润空间终于被吃干喝尽了。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靠技术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
是竞优还是竞底？倪光南和柳传志两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
倪光南率先提出自己的技术规划，做专用型品牌；这个想法被否决后，他又提出研制程控交换机，同样被柳传志以联想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为理由加以否决。
而此时的华为，正在任正非“不成功就跳楼”的决绝指挥下，日以继夜地攻打万门程控这个柳传志望而生畏的技术堡垒。
柳传志不同意倪光南的想法，是因为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他觉得研发的投入实在太大，风险实在太高，不如做贸易钱来得快，钱来得稳。
倪柳之争本质上是对联想该竞优还是该竞底的战略之争，或者按中国人的典型话语，应该称为路线之争。
但这种争执也是按照中国人的竞底本性所展开的，他们从路线之争逐渐扩展到权力之争、股份之争、感情之争，最后争执的形式被打到底线：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和董事职务，剥夺其在联想的股份，净身出户，而此前他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
如果当年倪光南的竞优路线在联想占了上风，那么联想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华为或者超过华为呢？我对此不抱乐观的看法。因为北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注定了当地人远远不如深圳人那么能竞底，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中国最顶尖的科研机关云集北京，但北京除了海归带回来的几个高科技项目外，根本没有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他们即使有把事情干成的能力，却没有把事情干好的精神。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4）
因此，可不可以说，如果联想在深圳，那么倪光南的路线会占上风，并且走出一家华为式的企业？而如果华为在北京，任正非则可能选择柳传志的路线，并带出另一家充满狼性的联想？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就多种可能性进行反复的玩味、分析，就像下棋似的复牌一样，也许能够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从目前的态势看，联想以蛇吞象气魄收购了IBM的PC业务，并成功地使之产生赢利，虽然发展道路上还有不少问题，但说明柳传志的竞底策略一度是适合的，我们将在后文分析竞底精神不足，给联想造成的窘境。
从荔园小学的管理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郭台铭的“血尿哲学”，和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在发生作用。
中国社会的竞底，是一条闭合的“竞底链”，谁都被拴在这根无处不在的链条上，总理也要被“忧国忧民”竞底。
正因为中国人的竞底，是从胎教就开始感染、强化的，因此郭台铭、任正非、柳传志、李志强，包括本书的作者与读者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竞底的血液。也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竞底，竞底战略用在他们身上，也才会屡试不爽，受到的反弹最小，收到的效果最佳。
竞底，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国民性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