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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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底的魔咒(4)
不可持续的魔咒
虽然竞底战略有相当的优势,但显然也有难以逾越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底线的限制,发展难以长期持续。
有一首打油诗,很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的这种竞底现实:“美国人发明东西;日本人把东西做好;韩国人把东西做烂;中国人把东西做到没钱挣”。竞底,就是这样一种 “我已经把它搞得没钱挣了,看你还怎么跟我争!”的精神
但是,要在别人没有钱赚的底线以下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艰辛可想而知。
容易上瘾而损伤长期竞争力
中国的原创新产品为何如此之少,以致任正非称华为18年来,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执行竞底战略就是一个重大因素。竞底战略使中国绝大多数生产商,只愿意跟在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老产品后面,以低价、低质竞底,就是为了避免风险。
殊不知,正所谓“不冒险是最大的冒险”,竞底带来的只是低收益和底线状态的生存局面。竞底使企业营业收入年年增长的同时,竞争实力却有日益衰微的迹象。
所以任正非会无奈地长叹“现在卖高科技产品,简直像卖萝卜白菜一样不赚钱”,2007年华为的利润率只有微薄的5%;所以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二个中国最发达的产业带,会发生大量的倒闭潮;所以2008年相当多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竞相去当兵,或者忍受月薪五六百元的工作,因为竞底战略不需要较多的智慧,也无法提供大量的知识工作岗位,它需要最多的是螺丝钉式的操作工。
随时潜伏着极端冲突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竞底组织以底线为生存常态,因此发生事故就在所难免,只是事故大小和事故发生的时间存在着偶然性。
当组织离底线较远时,竞底制度能够良好地运转,其他策略较少被考虑;而当组织接近底线,竞底者手里所掌握的竞底实力逐渐消耗殆尽时,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竞底目标合理化,借助其他的权威来驱动被竞底者。
当竞底组织余越接近底线运转时,发生冲突的概率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大。当最终到达底线时,冲突不可解决,竞底组织就寿终正寝。比如,黑煤窑长期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疯狂采掘,发生塌方或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是必然的;血汗工厂长期无节制的加班,员工出现过劳死也毫不奇怪。
于是,政府只能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关闭小煤窑的举措,血汗工厂也被一些著名品牌剔除出供应商名单。从而以极端的方式结束冲突
高端品牌要谨慎使用
竞底战略有如此多的优势,即使有些西方的优秀企业,有时也忍不住受到诱惑,对此加以尝试。
如星巴克在中国打响品牌后,也开始对原材料动“大手术”:牛奶、杯具、吸管、搅拌棒、糕点、糖包、汽水等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样。诱人的蓝莓奶酪从东莞远道而来,现在连外带的独立包装也没有,杯中的雀巢牛奶变成蒙牛的,而这些原本大都是进口的。
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对糕点的定损比例做出了调整,从25%下调到10%;同时,大部分糕点的定损期限也从以前的24小时提高到了48小时。这意味着消费者吃到不完美的糕点的概率大幅提高。
如果星巴克走的是廉价店路线,那么它这样更换原材料,以降低成本,自然是合情合理。问题是它卖的是“文化”、“气质”,是“高档的体验”,它的口号是:“将每一粒咖啡豆的风味发挥尽致”。而现在这样的不断竞底,导致了星巴克品牌的廉价化。2008年1月,因为业绩欠佳,股价已经连续17个月处于下跌趋势,全年股价几乎缩水一半。
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
因为竞底较量的是人对各种不良的忍耐力:对品质不良、对贫穷困苦、对生理压力、对心理压力、对污染噪声、对治安不良、对人性尊严等等一切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超限战。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如好奇心、纯真、信任、友善,乃至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丰富的想像力、独特的创造性、安宁的生活等等,都可以成为竞底的牺牲内容。
所以,竞底组织很难吸引高层次、一流人才的加入,同时也导致企业的后劲不足。
郭台铭就很明确地称富士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正因为自己用的是四流人才,所以可以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竞底,同样也不必过于追求管理的进步,因为竞底就是最有效的管理。
显然郭台铭也知道,一、二流的人才是无法在富士康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他既不能容忍他们,也不需要他们。
无法避免的反竞底
由于竞底组织中的竞底性,因此竞底者与被竞底者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而合作却是偶然和短暂的。
当竞底者和被竞底者的力量相差悬殊时,这种潜在的冲突可能一直处于隐蔽状态。通常的表现是:被竞底者不同意竞底者的意见时,保持沉默、消极被动地执行,但被竞底者也在一直窥探竞底者的实力变化,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拥有更多的力量,那么隐含的冲突就很容易公开化。
竞底者很难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冲突,他们总觉得冲突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和蔑视,因此强势的竞底者喜欢通过压服解决冲突,他们不愿意接受谈判,因为谈判将使自己显得缺乏竞底实力,从而酝酿更大的冲突发生。比如最近重庆、海南等地的出租车司机*事件,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出租车公司竞底到艰难的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事件来解决。
而理性的竞底者通常会选择有限度的沟通,他们倾向于让大家认为冲突的发生主要来自于沟通不良,而不是由于竞底战略所必然产生的。这种方法在冲突刚刚发生时往往能够奏效,但次数一多,将会引起被竞底者的警惕而渐渐失去作用。联想最初宣扬“家文化”,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但是当联想开始裁员时,“联想是我家”的口号就显得很苍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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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1)
(代前言)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选择!
竞底策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策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2)
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1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他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