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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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底，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国民性所造成的。
也正因为这是国民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看似极其简单易行，最应该能够办成的小学生减负问题，即使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也会越减越严重。
案例：从苹果、微软的双赢，看华为打击港湾
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一直是竞争对手，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掌握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控制权，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20世纪90年代中期，微软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举步维艰。
很多人都等着两家的竞争以苹果的寿终正寝而闭幕，但让所有人吃惊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投资15亿美元，把苹果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Office2001。
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面对对手，明智的比尔？盖茨选择的方式是：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
华为的李一男是个技术高手，曾是任正非的“得意门生”，他脱离华为去北京创办港湾后，成为任正非的对手。任正非对港湾，绝没有微软对苹果的竞优作风，而是完全的竞底，不惜零利润、不惜送设备，也要把订单从港湾手里抢过来，一定要置港湾于死地。
任正非很残酷无情吗？心怀这种疑惑的人一定有点“娘娘腔”，因为竞底者心里只有利害，极少悲悯。因为在一个竞底社会，作为一个竞底企业的老板，不实行这样的竞底战略，那么最后被竞底的，一定是华为，是任正非自己，他不得不对港湾先下手为强了。
最终，任正非竞底成功，港湾被华为吞掉，李一男这头猛虎被紧紧缚住。
案例：深圳乞丐们不断升级换代的竞底方法
任何社会都存在乞丐，既有临时的，也有以此为职业的。乞丐通常是靠他人的恻隐之心而获得生存机会的。
深圳的乞丐大多具有职业特点，他们把乞讨当成一门生意来经营，乞丐们在深圳辛勤地乞讨，然后在家乡建起楼房的故事屡屡见诸报端。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5）
在这些不利于乞丐行业的消息熏陶下，深圳市民们逐渐收起了他们的同情心，乞丐生意日趋艰难。乞丐团伙开始各出奇招，有携带租来的婴儿沿街乞讨的；有将残疾人搬运到街上坐讨的；有胁迫儿童尾随男女高价强卖鲜花的；也有写告地状文雅地寻求帮助的。而其中最富竞底色彩的是：
让一个青年妇女怀抱婴儿，从路边的垃圾桶里挑拣米饭往嘴里送。不知内情的路人看到这一幕，往往同情心被彻底打到底线，急着慷慨解囊，施以援手。
而实际上，垃圾桶里的米饭是预先放好的道具，整个场景不过是乞丐为了博取同情心而演出的哑剧。
随着报章的逐渐揭露，这种方法又显得老套、不灵了。不过乞丐团伙还会研发出更新版本的竞底高招，争取市民同情心的博弈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在一个竞底社会，连乞丐们的乞讨策略也染上了竞底色彩。
西方有个动人的故事说，一个穷困的艺术家出于同情又没有钱，为一个盲人乞丐写了一个牌子：“春天就要来了，可是我看不见。”引得路人纷纷给钱，这么轻松的钱，深圳的乞丐们是无缘挣到的。
美国好莱坞著名的星光大道上，也有不少乞丐，但他们不用竞底的方法来乞讨，而是把自己打扮成里根、布什、梦露的模样，吸引游人前来合影，然后接收小费。
这种商业模式能在中国的乞丐中推广吗？人们会为与街头的赵本山、葛优们合影而解囊吗？
显然不会，因为那样一来，满街都是“赵本山”，招数马上失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不同：当一群人在观看表演时，如果某人把脚踮起来，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这是微观经济的有效；但如果大家都把脚踮起来，则谁都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这是宏观经济的无效。
在一个竞底社会，虽然每个人的竞底行为都是理性的、高效率的，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和无效。
所以虽然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中国人却不富裕！这就是典型的有效率，没效果！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一个人踮起脚来看得更清楚，那是“聪明”。一群人踮起脚来，既没法看得更清楚，但还不得不拼命踮起脚来，那是“不智慧”。
所以有句俗话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彼此竞底！
既然竞底战略有如此多不如人意之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走竞优的道路，而非要苦苦挤在竞底的独木桥上呢？这个严肃的问题，使人想起了蓝海战略。
蓝海战略，这个韩国人创造的美丽童话，郑重其事地向人们宣称：各位，红海的竞争太过惨烈，大家何不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呢？实际上，这套说辞等于：既然竞底（红海）太酷烈，大家为什么不去竞优（蓝海）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晋朝的白痴皇帝——司马衷的黑色幽默，当时天下饥民遍野，大臣前来报告：民众没有饭吃，大批饿死。司马衷颇感诧异地问：“既然他们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以任正非干事的魄力，做决策的眼光，他绝不甘于只拧毛巾，他也渴望发现属于自己的蓝海。但华为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最具有拼搏精神的高科技企业，按任正非的原话讲，“十八年来，华为没有一项原创发明”，这实际上就表明了真正高水平的竞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蓝海战略发明以来，究竟有多少企业找到了自己的“蓝海”？恐怕和没饭吃，转而吃肉的人一样多。所以说，韩国人发明的蓝海战略，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而已。
案例：中国人为什么“仇富”
毋庸置疑，大多数人认可“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仇富情结”。
有人将此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红眼病。
但比尔？盖茨长期富可敌国，中国人尽管对微软强势颇有微词，但从来不仇比尔？盖茨的富；在NBA打篮球的姚明、网易的丁磊、搜狐的张朝阳，年纪轻轻就腰缠亿贯，中国的年轻人很羡慕他们，视其为学习榜样，很少有人仇他们的富。
因此这样看来，中国人并不仇富。
那么为什么社会又普遍存在仇富情结呢？因为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都是以恶性竞底的方式聚敛财富，他们掺杂使假（如制售毒奶粉的三鹿，制售毒鸡蛋且隐瞒不报的大连韩伟集团）、巧取豪夺（如德隆的唐万新）、官商勾结（如上海首富*）、巨额偷税漏税、极度盘剥工人血汗（如大量的黑煤窑）、污染环境……民众正是不满这类富人的恶性竞底行径。
而某些缺乏认真分析精神的媒体则笼统地将之归为“仇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在不断地竞底，民众也就这样仇了五千年的富。
在任何乱世，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均贫富！马上应者如云。吃大户，分浮财，仿佛成了这个民族的嘉年华会。而这种狂欢的后果往往导致文明的大倒退，仇富成了富人们难以释怀的梦魇，他们不惜花高价办理他国的护照和绿卡，为自己购买一份心理上的保险。
只有改变竞底的生存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仇富情结滋生的土壤，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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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四、竞优的难处（1）
既然竞底有如此多的局限性，那么中国人为何不竞优呢？因为竞优需要更深刻全面的智慧，而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较难达到竞优所要求的思维深度。
毋庸置疑，不同的思维存在深度的区别。王小二选择到哪里去打酱油，和爱因斯坦创造相对论，其思维深度有着天渊之别。
以音乐为例，音乐思维存在三种不同的深度：
1。主体思维（即音乐的创作）；
2。媒体思维（即音乐的表演传播）；
3。客体思维（即音乐的欣赏）。
竞底在音乐上的表现是：中国人不擅长主体思维。除了《梁祝》、《春江花月夜》等几首经典的乐曲，为海外华人所欣赏外，中国缺少巴赫、贝多芬、海顿等古典音乐作品，也缺少像《音乐之声》、《祝你生日快乐》等现代音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中国在音乐方面能打出国门的，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思维，如钢琴演奏者傅聪、朗朗、李云迪，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等，他们从小在竞底的氛围下刻苦演练，靠着少有的天分和难得的正确练习方法，终于出人头地。
以科学技术为例，不同的思维深度也体现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工艺、产品等各方面，中国人的研究深度极少到达基础科学层面，而较多地集中在产品、工艺上。但即使在这种浅层次上，中国人仍然比不上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因此，其产品的可靠性总是存在较多的问题，只好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
为什么竞底达不到较高的思想深度呢？
1。因为竞底者利用的是竞优者剩下的机会，对速度要求很高，因此竞底社会天然地表现得相当浮躁。竞底追求的是快速的显效。打价格战，显然比埋头改进技术、提高可靠性要快得多，搞应用技术当然比基础研究更容易见成效，搞音乐演奏也要比搞真正有水平的创作，更容易看到成果。
2。竞底永远拣容易的路走。心理学有一个“最小省力原则”，竞底就是采用这个原则，指导自己的思想。
对这种思想，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
竞底的本质就是“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如果他们“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马上会绕着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的是华为，任正非在做超前技术研究吃了点苦头后，立刻下令华为今后不能搞超前研究，只能跟着市场的脚步亦步亦趋，争取尽早比别人更聪明地发现“最薄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打粮食”。
孔丘说“劳心者治人”，这句竞底意味很浓的话在当代也是正确的，能够面对最困难、最深层的思维问题，而不退却、避让，积极加以解决，这种人就是最高的“劳心者”。
因此，中国人如果不积极进行基础研究，不解决深层的战略问题，一句话，不改变竞底，那么思维不可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在人类社会中，也难以改变“治于人”的角色。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对思维深度的一个定性衡量，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从来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也公平、公正、公开地印证了这个民族缺少深层次的思维。
同样，中国企业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级品牌，也是由于竞底使中国人的思维深度太肤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四、竞优的难处（2）
爱迪生有句话，仿佛是专门送给竞底的中国人的：“人总是逃避艰苦的思索，不下决心艰苦思索的人，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