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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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该做的是与利益无关的、市场不愿做和做不好的，才由政府介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市场主体的活力。
（1）政府的作为
有为政府的作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坚持法治。坚持法治是有为政府的重要标志。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权力行使中，法治政府要求尽量减少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主裁量权，严格规定执法人员的权限范围，既不能越权违规也不能不到位、不作为。
②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政府要达到均等化、全覆盖、可持续，具有实质的公正公平性。
③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公信力。如果政府失去公信力，不维护好政府的公信力，无论你说的是与非、对与错，干得正确与错误，都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相应产生社会危机。
④提高政府效能。政府执行力的实质是提高政府效能。构建一个善治高效的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将社会、公民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标准，以及如何得到这些服务项目，均应明晰告诉社会公众，如果民众没有得到相应服务，找政府申诉，政府就应当予以补偿。
（2）政府的乱作为
政府的乱作为是政府职能转换之大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与民争利，扰乱市场秩序。政府获利的目的是与民争夺市场主体和市场利益，政府将自身变为一个经营公司，市长蜕变为总经理，书记像董事长，自己挣钱却不为民间谋利，这就是典型政府公司主义。它破坏了市场的天然公平牌、天然创新牌，把最灵敏的市场机制扭曲，造成市场恶性循环。
②越俎代庖，影响政府公信力。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压制市场活力，任意设阻，将市场的项目政府参与审批，给企业上枷锁，上缆绳，致使企业的市场动力减弱，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力，将政府的常规化工作状态变成了非正常的个体性工作状态。
③对雪中送炭不作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人的健康和安全，制定科学统一的福利配置标准。但一些政府没有很好履行职责，民众不要的政府偏要提供，民众需求的政府却闻而不为，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愤慨。
（3）用制度规范乱作为
用制度规范乱作为，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制度需要顶层设计，制度框架要清晰，制度结论要明确；
②政府运行要按照制度化的安排公开化、透明化；
③要维护公正、公平，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要有公众的参与；
④政府的“动脉血栓”慢慢把老百姓和政府隔绝疏远，人为地制造了体制性矛盾，必须运用制度给予溶解疏通。
这些方面都是在运行中要全面考虑的市场制度建设问题。
2。市场的手——“无形之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资源配置是指各种生产资料，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如何用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市场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渠道和流通纽带，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全部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规律必然要包括与资源配置直接关联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严格地说就是将市场的规律与政府的关系摆顺理好，让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推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1）市场之手需要处理的几个制度关系
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当前所发生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不配套、不协调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在城镇化市场开发的现状下，有的重商业开发轻居民安置，重城区扩建轻土地保护，重地上外观建筑轻地下设施配套，只注意了经济效益的主体而忽略了社会效益和民生，这需要在制度安排下，做好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建设规划，尤其是对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镇，更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学校、医院、娱乐、健身等关系社会民生的项目，保证在市场条件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②资金投入与项目落地的关系。在基础项目建设方面，如农田水利、市场区划开发等，由于地方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资金不及时到位的问题，在市场运作中，出现违规操作、牟取私利，使惠民政策大打折扣，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制度供给不足，造成责任不明确问责不到位所致。
③资金扶持与政策鼓励的科技创新关系。尤其是高技术市场产业的发展，在创新制度不足，创新社会贡献与个人价值体现不匹配等情况下，扶持科技创新项目，如加大对国产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资金扶持，优化电讯资源和铁路资源配置，加强对微电子产业等产业链扶持，都需要有制度层面的安排。
④经济增长与企业减负关系。在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方面，由于制度滞后，仍存在企业融资艰难、融资成本昂贵、财务负担重等困境，这样，对推动企业发展、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贯通方面，要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加强经营管理方面，也需要创新制度，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从整体上解决企业费用高、负担重、盈利低、经营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清理不符合改革方向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规定已是刻不容缓，当务之急。
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弊端仍然存在，如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一些地方财政资金投入竞争领域，影响市场公平；一些地方为提高竞争力出台大量税费减免退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抵消，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等。要保证释放市场活力，必须打破制度束缚和利益干扰，对政府设置的审批备案和具有强制性条款的等级制度，特别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隐形和变相审批事项，要进行全面清理，打破部门藩篱的利益垄断，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这对发挥隐形的市场之手作用极为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在当前资源配置状况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在非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就实现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同时指出：“要坚持在实践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践，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
（2）中国与欧亚市场的案例借鉴
强调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突破性的命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不只是字词的转换，而是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为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了制度基础。
我们可以从欧亚经济发展的案例中得到借鉴。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达到8％—10％，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180多个经济体的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现实案例，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借鉴。因此，要成为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作后盾。所以在强调“无形之手”的同时，一定要和政府的“有为之手”紧密连接，这主要考虑了两点因素：
一是转型中的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津贴不能立即完全取消，否则会造成大规模破产，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而需要政府给原有产业一定的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
二是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政府过去多将有限资金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导致基础设施条件弱化，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给予克服，有为政府在发挥调整制度扭曲作用中，还要充分与市场合作。
3。行业的手——“自治之手”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熙熙攘攘人群中，除了科学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外，又增加了一些社会组织板块的秘书长们，他们忙碌穿梭于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宣传政策、创办论坛、推出产品，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打造充满活力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这种社会组织发育中的成功代表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被称作“中关村现象”。它为科技创新驱动创造了多个奇迹。
市场导向下的创新活动催生社会服务，科技企业下的创新行为，使科技与经济融为一体。一般情况下，科技企业下的专长不在公关，而在技术创新，研发生产什么，一律由市场说了算。企业只需要对市场负责，专攻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而对政策信息、公共关系等制度化服务的需求，就交予由此而产生的科技企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以便为科技企业家的技术创业行为找到归宿点。
首要一点是组织好政社活动，才能充分发挥“自治之手”的功能。
创新需要政社分开，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参与创新过程中的两个不同主体，前者具有税收强制力和行政权力，后者是依靠承接公共服务和社会筹资运转，前者的优势在于规范管理和宏观统筹，后者在于为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及时性的服务。政府可以把行业的信息收集、规划研究、信用体系的建立等，以定向形式公开外包，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充分竞争完成优胜劣汰，使两者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服务上形成一种互动局面，创新体系，促进整体效能提升。
“自治之手”的治理空间宽广而深远，现代化的创新治理首先要划分出各主体间清晰的治理空间，完成创新的过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