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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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可以说是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解释。既然《易经》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问题,那么“人”和“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系辞》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它认为:《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既包含“天道”、“地道”,也包含“人道”,虽然“天道”表现为阴和阳,“地道”表现为“刚”和“柔”,“人道”表现为“仁”和“义”,但是这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宋儒张载说:“三才两之(三才指‘天’、‘地’、‘人’),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易》把天(地)和人统一起来看,所以天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为什么用“乾”、“坤”来表述“天”、“地”、“人”的统一,这是由于《易传》有个看法,因为“乾”是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坤”是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因此,“人”对“天地”(天)负有特殊的责任。“人”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担当天地所要求的大任。张载说,“天道”和“人道”从“道理”上说是统一的,如果要知道做人的道理不能不知道“天地”的道理,能知道“天地”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人”(社会)的道理。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和“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孔子说“知天命”;就是说“人”应知道“天”的运行发展的趋势。孔子又说“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的发展规律。因为中国哲学一向不把“天”看成一死物,而把它视为是有机的,连续性发展的,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人为一体的。“人”的存在离不开“天”,这是大家都能懂得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人”有时把自己置于与“天”对立的地位,肆意地破坏“天”,把“天”作为征服的对象呢?这是由于他们把“天”和“人”看成只存在着一种外在的关系,而不了解“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息息相关的内在关系。“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很古老的哲学命题,但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且应是接着“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吗?
儒学的现代意义(6)
由《周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发:
第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科学主义”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该如何认识“天”,同样也包含着“人”应该尊敬“天”,因为“天”有其神圣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它认为“人”依“天”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经过自我德行修养而实现其“超凡入圣”的“超越性”。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人生境界。因为“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也是神圣意义上的“天”,“人性”就其内在要求上说,以求达到“同于天”的超越境界。就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天”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人”应与“天地”为一体,如孟子所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人类走向理想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第二,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我们考察自古以来学者的学说,从汉朝以来,他们对先秦儒家的学说只抓住其外在的现象,而认为《易经》只是讲“天道”的,而不知《易经》也是“人道”的根本,自从周敦颐首先提出“太极图”的学说,这个学说是研究“天人合一”的根源的,它阐明了人之始生是“天道”变化产生的结果,在“天道”的变化之中把它的精华部分给了“人”,使人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人性”,这样就可以发现“人道”(人类社会的规则)的一切日用伦常之理,就是“天道”(宇宙规律)阴阳变化的秩序。“人道”和“天道”是统一的,这点是不能违背的。“人道”本于“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人道”,这是因为“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所以张载说:《周易》这部书“得天而未始遗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儒学的现代意义(7)
第三,为什么说儒家哲学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盖自古以来,至少由西周以来,在中国的思想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传统,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这样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有个说法也许反映出孔子“仁学”的一贯思想,他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的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要效法“天”,要对人慈爱,要使万物得益。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在世当以实现“天”的“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得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
就以上几点来讨论“天人合一”,我们对之做哲学的理解,这样才能洞见其真精神,真价值。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路径来看“天人关系”的,它的意义在于赋予“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同于天”的过程中(提高到“天”的境界),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大可能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一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且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儒学是否能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呢?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