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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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超过了45个小时。我们再按照最为理想的一种方法估算一下。假设每个就业人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都没有超时，都是40个小时，每人每周平均工作超时为个小时，那么，个小时乘以25　639万人就等于209　214万个小时，再除以45小时就等于4　649万人，即按照最为理想的状态计算，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在城市能空出4　649万个就业机会。显然，中国现阶段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城市当中能空出的就业机会在1　800万~4　649万个，取其中位数，应当是3　221万个。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估算结果：如果我们重视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注意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那么仅仅在城市当中，就可以增加3　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如果再进一步进行估算，将农村当中非农领域就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改善问题一并考虑进去，那么，又可以增加1　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通过以上的分析与估算，初步结论是：目前，只要切实地改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条件，那么，全国城市中的各个行业以及农村中的非农领域总共可以增加4　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由此可见，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大幅度改善民生状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24）
（四）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阶段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源自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而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重要症结在于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缺乏必要的保证。显然，要想消除或缓解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并进而从总体上缓解社会问题，就必须由此入手，建立起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状况和基本生活条件不被恶化，就可改变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维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定局面，避免社会可能出现的严重动荡，从而渡过现代化过程中最脆弱、最危险的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方面，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促使我们必须注重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定的国情条件决定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高级的或者是中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在中国现阶段应当开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指标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主要指标应当具备。可以考虑用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在五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定制。五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对于国家来说，近期需要做的事情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国家的直接投入，二是国家的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前者。
　　就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言，国家每年究竟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如果不算需要偿还的社会保障“历史欠账”，按保守的估算，国家每年大约需要支出2　67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已有的支出）。其支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1）在城市大约需要支出1　500亿元。主要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大约需要国家垫支600亿元以弥补缺口；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需要国家支出200亿元；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需要200亿元；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国家需要支出300亿元；适当增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国家需要支出20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2）在农村大约需要1　020个亿。主要包括：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需要支出200亿元；国家对医疗保险需要支出320亿元；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国家应当出资并免除所有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计25亿元，适当减免部分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计200亿元，两者相加共计45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国家支出50亿元。另外，在城市和农村，应当增大对抚恤事业的投入，需要支出150亿元。
　　显然，上述资金数额没有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可承受范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25）
至于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可否作这样的考虑：其一，在新增财政收入支出当中确定一个较大的比例，并形成惯例。此举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人接受，可行性程度高。这方面，可以借鉴上海的做法。2005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新增财政支出当中的70％用于基本民生。其二，将已有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作适当调整。比如，可以将用于竞争性领域的支出逐渐减少，大幅度减少豪华性公益工程的建设支出。其三，以土地换保险。将一部分用于补偿征地的资金用于被征土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四，发行专项国债和福利彩票。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对于养老保险方面的“历史欠账”约为万亿元。对于这一部分的缺口，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专项切块，如通过减持国有股、动用部分外汇储备等方法，来陆续冲抵。
　　在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国家需要做的另一方面的事情是，通过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包括制定《社会保障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劳动法》，制定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予以切实的落实；逐渐实现政府的职能由经济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换；确立劳动监察机构的权威地位，加强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妥善解决已有的征地、拆迁等问题，并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建立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等。
　　美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得美国深感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同当时的美国大致相仿，均为4　000多美元。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国家现在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力，均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我们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可以借鉴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也要远远优于当时的美国。所以，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在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我们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做得更好。
　　显而易见的是，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最大难点，既不在于资金问题，也不在于其工作的难度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转换。只要我们真正确立并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将社会公正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许多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也就能够作出相应的合理调整，从而改变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
　　吴忠民，*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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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的“中国模式”（1）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
　　蔡拓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世界性反响，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正是这一反响的最新体现。较之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崩溃论”等谬论，“中国模式”的提出与讨论，不仅非常理性，而且非常严肃。因为它关涉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总结，关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指向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中国模式”的定位
　　今天所探讨的“中国模式”应该有明确的边界与限定，否则就会导致泛指意义上的“中国模式”，难以形成讨论的共同平台与基础，进而影响研究的深度与针对性。本文认为，“中国模式”可作如下定位。
　　首先，就其时间坐标而言，“中国模式”仅仅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换言之，不宜将其推演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甚至近代中国。诚然，我们有过“中体西用”的理论与实践，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有过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历史教训。这些无不贴有中国的标签，彰显了中国的特色。但严格地讲，它们都不是今天所讲的“中国模式”，而仅仅是考察“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唯有划清这一边界，才能凸现出“中国模式”的时代意义。
　　其次，就其理论内涵而言，“中国模式”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所以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发展模式简化为经济发展模式，即便是在今天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一习惯性思维与做法的广泛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习惯性思维与做法，否则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与把握就只能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再次，就其历史视野而言，“中国模式”既关注模式的中国特征与特色，又关注模式中所包含和指向的普世性内容；既立足于中国的反思与总结，又着眼于世界的意义与影响。换言之，“中国模式”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内与国际的界限，从整体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模式”。如果仅仅拘泥于中国独有的做法和原创性的思想，就有可能忽视“中国模式”与人类文明的互动，削弱“中国模式”的全球影响。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的不少理念与举措，虽然表述的语言是中国的，做法也是囿于国情的，但核心价值与取向却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给予更富学理性的分析与概括。
　　最后，就其成熟性而言，显然“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的模式，远未成型，也尚未得到世界公认，它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只有对这些质疑和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与解答，“中国模式”才能确立并得到发展。因此，准确地讲，“中国模式”仅仅是一种正在探索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世界对其寄予希望，中国对其寄予希望，它是一个有待探索、研究的课题。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上述对“中国模式”讨论边界的限定，为我们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超越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直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及其成就的种种反应，打破国内与国际的分割来思考“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提供了前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2）
其一，“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审时度势，以一种开放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