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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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冯友兰曾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事实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复信西南联大，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实行立宪。
给蒋介石的陈情书写完后，教授们颇为赞赏，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冯友兰执笔写就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
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之为“三绝碑”。冯友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的文章，被史学家何炳棣成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据冯友兰回忆，自北平沦陷之后，一直到清华师生南迁，这段时间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冯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争辩】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以为，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