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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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金岳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坐下。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有时讲到得意性愤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学生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在我国的逻辑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岳霖六十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这本书出版后，以它为基础或蓝本的逻辑类教材层出不穷，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金岳霖在《悼沈性仁》中说，沈性仁非常怕人，转而又说“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维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事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金岳霖回忆劝说吴宓的事情，他说：“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在清华读书时，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胡美问他伙食吃的怎么样，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当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批评了金岳霖。
赵元仁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向他们借钱，杨借给他30元，杨步伟以为他生活很艰难，正打算等自己的钱到了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冲进对方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办《哲学评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他们去回话。当时他们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冯、贺为金岳霖安排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岳霖虽不暂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耐不住，两三次要发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聚会，他们成为“星六聚会”。聚会时，金岳霖从来不谈哲学，谈的多的是建筑和字画。金岳霖谈建筑大概与林徽因有关。
罗素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喜欢斯大林。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金岳霖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算满意了吧？”罗素投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西南联大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云南上空进行空袭，这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