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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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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集联工丽。他受此影响,常常集词成联,送与亲友。他曾送胡适一联为:“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对此联颇为自得,他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后向梁启超求字的人日渐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一个月竟常有两三千元银元收入。

  梁启超对于古董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书桌上常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顾炎武的墨宝手卷,他的外客厅特制的玻璃匣放置着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的砖石。

  梁启超爱听戏,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让家人打开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京剧,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是最高级的享受了。

  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师克里斯勒来华演出时,总统黎元洪定了一个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上台致介绍词的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收藏碑刻拓本。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记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种书体、碑刻种类齐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数量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曾收藏陈师曾生前极为珍惜的一帧《北京风俗图》,视之为宝;他还曾花巨资,购得《淳化阁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题识,以为宋拓,欣喜不已,后经方家辨别系为伪造,梁启超得知受骗,非常懊恼。

  【嗜好】

  梁启超好打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作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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