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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0部分

小说: 细说民国大文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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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梁没有一项体育运动是他所喜欢的。他自备了一辆新型的轿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有时候也安步当车。梁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在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玩,对思礼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儿子学兵式体操。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适逢生日,孰料被医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饭,梁启超说:“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甚至连小儿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淋漓】

  梁启超精力过人,感情充沛,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文章,常一写就是几万字至十几万字,连续写两三天时间,写罢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学生后笑言道:“你们玩了两天,我成书一本,现在我要倒头睡觉去了。”

  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生辉。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让人啧啧称奇。他曾接连三十四个小时不上床歇息,写成洋洋数万言的《戴东原哲学》。

  梁启超喜欢召集学生一起围坐杂谈,谈必竟夕。梁先从文艺谈起,接下来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到谈起鬼怪玄学时,大家莞尔一笑,明白今天谈话快要结束了,这时天已大亮,仆人端点心进,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

  姜亮夫回忆,梁启超可以“五官并用”,即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启超家中,梁启超要写对联,让姜帮忙拉住写对联的纸。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告诉他“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近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一边写,听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姜亮夫很慌,生怕他把对子写错,但他没有一个字出差错。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说的“五官并用”。

  黄伯易也回忆过梁启超的“五官并用”,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不停挥扇,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觉得,他的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马相伯演说时语速很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讲者很难将他的话记录下来。1907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梁启超去听演讲,把他演说词记录下来,马看了异常高兴,常对人言:“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梁启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日文,有说一个星期,有说半个多月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道:“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梁启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讲颇感动人。一次,冯玉祥邀请梁启超给西北军讲话。梁情感兴奋,滔滔不绝,冯玉祥被感动的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也跟着哭成一片。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曾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启超)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仿佛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帕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马逢华曾记述:闻先生(闻一多)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划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实秋亦回忆此次演讲:“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自谓:“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矣。”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作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内省】

  梁启超说:“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周善培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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