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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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
梁启超说：“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这么认识梁启超的多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得他矫情。
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1923年，胡适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适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适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胡适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适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济仰慕梁启超，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启超从梁济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然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是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亮夫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就这样，他进入清华读书了。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学生罗时实问他：“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有时也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也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温情】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感情甚笃，蔡锷病逝后，梁启超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在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悬挂着一幅蔡锷将军的戎装油画像，这是梁为悼念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而请人绘制的。
梁启超对学生很爱护，最喜与一般青年接触，尤其是天资聪颖用功最勤的学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他们生活有困难，就让学生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说，因自己是头目，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学生也可得二三十元。
杨鸿烈回忆：梁妻于1924年逝世。……眼见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遥远的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梁启超家教极好，膝下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包括三个院士。
梁启超常教育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儿媳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被刺杀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深情的安慰说：“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
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思礼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