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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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不服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性情偏执,脾气暴躁,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康有为一会儿要求梁给钱,一会儿又让梁为他推荐的人安排职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动肝火。梁启超只好跪下向他赔罪,但康有为却毫不理会。
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反对复辟,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复辟不可能成功。梁启超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康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立即发表《辟复辟论》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康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7年,康有为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持张勋,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康、梁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前,周善培规劝梁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周善培反复劝说良久,但梁启超却执意讨伐张勋。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鸱枭”、“獍”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
康、梁公开交恶后,通过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不能亲至,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梁所撰的寿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在联中,梁启超投康有为所好,将康有为比做孔子。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这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很是悲伤,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并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弟子晚辈徐志摩、张君劢、胡适等人行磕头礼,梁也如礼答之。梁启超平时喜打麻将,但康有为去世后一个月他没有再打牌。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悼文中,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梁启超挽康有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西狩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世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惰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梁在下联中引用此典,将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989年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买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到武昌。当时梁已经名满天下,而周善培自认是个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来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出来之后,梁写了一封信给周,表示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调查,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欷殻Ц锌季靡院螅芫吞岢隽浩舫热硕哉溆Ω涸鹑蔚囊饧撼峡业厣钭砸獭M敝苌婆嗑吞岢龆硕┙坏奶跫舜硕喙婀俳鄙疲浩舫奔幢硎窘邮埽院笸慈辏浩舫闶侵苌婆嗥缴钅苁苤毖缘呐笥眩苌婆嘁嘤盟闹毖愿娼牍浩舫奘巍
一次,周、梁彻谈三天三夜,周善培劝梁启超少谈保皇的空话,多研究第二次如有变法的机会,如何以前事为戒,订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同时周还劝梁少讲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礼上。梁启超听从周的规劝,对于公羊他以后就少讲了;但对于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来。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老师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最终梁启超还是当袁的司法总长。
梁启超当了司法总长,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转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来想去,决定从孔子书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梁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善培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廿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任公)。看完后,他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找别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看袁的举动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该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于是梁启超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启超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计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当时认可周说的,但经过讨袁,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却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权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说:“我也是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什么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说:“当然是两回事。作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张勋打垮后,梁启超担任了财政部长,但不久就下台了。
周善培常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
梁启超财政总长下台之后,周善培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启超只能用一声长叹来答复周。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下台后,不待周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真讲作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象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