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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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半年过去,第一册在东京销售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也仅售出二十册上下,再无人问津。鲁迅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有很大区别。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翻译小说,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后更名为《空大鼓》。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说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谈到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的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说,这年冬天特别多雨,他常希望这种天气,“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有人谈鲜花,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实现,只好写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迥异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汪静之诗“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冰心晚年回忆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曾经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连。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