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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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敲到沈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顿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
事后，沈从文又写下了小说《棉鞋》。小说发表后，沈、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肖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虽然院长熊希龄并没打算处置沈，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肖对他的侮辱，未向任何人告辞，带着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受到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他。“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实际上，沈的薪水并不高，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比沈晚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只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还比沈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晋升教授后月薪是430元。沈从文的薪水实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钱写道：“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梁实秋写道：“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
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写道，刘对擦肩而过的沈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1983年，年逾八十的朱光潜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称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有沈从文和老舍。此文引发一场风波，朱被批评是“无视这些作家（按：指沈从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显弱点或错误”、“夸大他们艺术成就”，随后又说他的这种论调是“精神污染”、“不良的倾向”。最后，朱光潜不得不连续作了两次“检讨”，才算了事。
【恐惧】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请来为沈从文解决问题。沈向吴提出要去磁县烧窑，吴很是为难。此时的沈从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党组负责人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日记中感叹道：“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岳荃被枪决一事对沈从文打击亦不小。沈岳荃是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也是一位抗战英雄。抗战胜利后，沈岳荃不甘在南京国防部做空头中将，决定卸甲归田，回凤凰租下一处小院，种花养草，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作了几回说客。
镇反运动中，沈岳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边。他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沈的枪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将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地把它们灭掉。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从来没想到最后一次指点会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1958年，沈岳荃的遗孤，女儿沈朝慧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沈从文。文革开始后，做为“黑五类”，沈朝慧被勒令返回湘西，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
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沈岳荃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加起义人员名义的追认，以及妻子的县政协委员头衔。
马逢华回忆，解放后不久，张兆和以“团友”名义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儿子加入了青年团和少先队，随着家人在政治上的“进步”，沈从文在家中显得越来越落伍。沈伤心地说：“连太太都不了解我，我怎么还能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
一次，马逢华在沈家时，沈将次子虎雏的一篇作文拿出来给朱看，一面自我解嘲似的说：“你看，虎虎也要开始教育我了。”那篇文章叫《我的家庭》，马逢华记得上面写道：“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周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沈从文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从文到四川参加土改，这次四川之行，让他从彷徨、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巧此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到此时，沈从文终于不再恐惧，慢慢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
【履冰】
历史博物馆工资定级时，穷困的沈从文主动要求降低标准，不要高过博物馆中的领导。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对胡适很是感激，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沈从文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出版，沈很是高兴，写了一篇题记，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邻”，一直为其掌舵的夫人张兆和认为此句不妥，沈从文觉得夫人说得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删去此句。
1958年，为庆祝“反右”胜利，周扬宴请30多位文艺界人士。席间，周扬提出想请沈从文担任北京文联主席，沈马上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
涂光群回忆，张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们，沈从文很是热情，谈起他心爱的文物如数家珍，但如果说起文坛的事情，或者问沈是否还在写作等话题时，张兆和总是以微小的动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缄其口”。
吴小如回忆，50年代末，他随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员到故宫参观文物，沈从文非常热情，戴了两幅重叠的眼镜认真地给他们讲解，如数家珍。参观结束，吴向沈告别，并说要去看望他，沈拉着他的手诚恳而小心地说：“不，我们还是先不来往吧。”
解放后，沈从文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书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馆领导反映，国家能否拨些经费，给他配几名助手，将丝绸研究搞起来。但没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馆书记找他谈话，让他检讨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馆长韩寿萱也告诉他，哪怕损失一张照片也是损失国家文物，是违反宪法的。沈从文不寒而栗，忙写信给韩作检讨，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称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称“馆长”。
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常到中央美院讲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