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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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回忆,他20多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时,请老师梁实秋为其作序。梁写了一首三段的格律诗,余不满意,将老师写的诗送了回去,抱怨道:“你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余说,如果换成今日的自己,一定会一声狮子吼,将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然而梁只是一抬眉,淡淡一笑,将诗放下,答应诗集出版后再写文章。余的诗集出版后不久,梁果然写就了一篇一千余字的评论文章。
梁实秋说:“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笔战】
1927年11月,梁实秋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实秋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对梁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的观点进行驳斥。
梁实秋与鲁迅曾有一面之缘,在清华读书时的梁到八道湾周家找周作人时,遇到过鲁迅。在鲁迅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使得他们矛盾向纵深化发展的,是二人对翻译的不同看法。1929年秋,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出版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
此时,左翼作家开始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还击道:“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有人回忆,鲁迅读到梁文后,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诘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在这场论争中,梁实秋常常受到骚扰。他回忆:“有人写文章说亲眼看见我坐自用汽车到大学去授课,也有人捏造小说描写我锒铛入狱向杜某乞援才得开释”,“有人三更半夜打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便破口大骂一声儿把电话挂断。”
梁实秋说:“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1964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梁实秋坦然地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生前不大向女儿梁文蔷提起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加上台湾将鲁迅的书列为禁书,所以梁文蔷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梁文蔷到了美国,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梁文蔷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梁实秋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
梁实秋对鲁迅的作品很是熟悉。70年代,年过古稀的梁与韩菁清热恋遭到台湾各界反对时,梁在给韩的信中几次重复了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自由】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后,章的儿子就悄悄避走了。但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梁实秋回到宿舍,看到此情景,很是反感。不久,章的儿子因病去世,每念及此,梁就心有余痛。
1919年5月19日,梁实秋跟随学生队伍到前门外的珠市口进行演讲。他们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便开始演讲。人越聚越多,讲演者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两三辆汽车因无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评价“五四”运动道:“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说:“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梁实秋信仰自由主义。1924年之后,孙中山排斥个人自由,梁曾撰文批评孙,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身体自由”。他还批判行政院长胡汉民口是心非,质问胡道:“打了五六个月的苦仗,死伤几十万人民,耗费几千万金钱……今日中国武人割据的局面消灭了没有?军阀的根株铲除了没有?”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申报》上发表了两句格言,其中有一句:“要人人牺牲自由,然后国家得自由。”梁实秋直斥为“不通”。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为之击节叫好。
梁实秋曾批评左翼的“普罗文学”,嘲讽某些左翼作家一贯对苏联马首是瞻;但当国民党查禁“普罗书籍”时,梁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说:“这一会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作公证之态。凡是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
梁实秋对国民党无好感,但他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中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炮轰。
有人批评梁实秋为“抗战无关论”,梁自辩道:“人在情急的时候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1940年,梁实秋本想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只好打消此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梁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全面退败之际,梁选择去了台湾,之后,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到台湾后,翻译了古罗马作品《沉思录》,作者为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触动了台湾当局的神经,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梁实秋曾对李敖说起他家被搜查之事:“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梁实秋后来才明白,因其与罗隆基有旧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监控。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警备司令部却横加干涉,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几经交涉后,学院被迫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改称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后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