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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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的幽默感大概来源于父亲。林父是个牧师，一次下午布道，教堂里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则在聊天，无人听讲。林父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
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捉弄母亲。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其他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怒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二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作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么”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又言：“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减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 E。 Springarn）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弹药”。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适的资助。后来胡适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晚年，林语堂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宋美龄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写文章赞誉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不愿入仕途，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纯厚】
不到二十岁的女兵谢冰莹和两个同学冒昧到中央日报社副刊见林语堂和孙伏园，林、孙二人热情接待。之后，孙伏园将谢冰莹的信刊登在副刊上，林将其翻译成英文。谢到上海后，林鼓励其写《从军日记》，引领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多年后，谢忆及林，仍心存感激。
林语堂的女儿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此人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郁达夫说：“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之初，外人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一次，林语堂与郁达夫拜访鲁迅后，林问郁，鲁和许到底有没有关系？郁当时已知二人关系，却摇摇头，说：“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林自然信以为真，直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快出生时，他才恍然大悟。郁达夫告诉他真相后，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黄种人就是工人的偏见。一次，林语堂亲自到华尔道夫大饭店给编辑送稿子，女儿在附近的餐馆等他。过了半天他才过来，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他有些好笑地说：“看门的不让我进大门，说送货的要走后门，我只好绕个大圈子。”
林语堂的女儿们学钢琴，老师是一位老小姐。她戴着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林的女儿们背后便叫她突目金鱼。据说她一次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林的女儿们听了哈哈大笑。林语堂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1938年，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
徐回忆，胡适曾批评林语堂的某本书是拾人牙慧，但林对胡却从未有轻侮的评语。有人说他的英文高于胡适，他也从不承认。
林语堂的学生何容说林天真，对人很真诚，他总是说某某人我很看重他，或我很佩服他，但这某某人却对别人说，林先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林语堂说很佩服老舍，老舍却当面批评林，说林的功劳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至于文艺，说到此处，老舍便摇摇头。
林语堂曾在赠给赵世洵的书上题了一首英文诗，回到纽约后，他发现诗写错了，又特地另外题写一本，寄给了赵。
【真稚】
林语堂说：“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是农家的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童年时与自然接近，足为我一生在智识与道德上的后盾，使我鄙视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的势利。”
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崇拜李香君，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并在画上提了一首六言打油“歪诗”。这幅画，他挂在书房，使“全室珠光宝气不复有童气”。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
林语堂认为《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他心中的理想女人，为她“终日痴昏”，他曾去苏州万福山寻找《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陈芸夫妇的坟墓，却觅而不得。
在上海居住时，林语堂常带着三个女儿在花园中散步；夏天阵雨过后，
